公车这个东西既让人爱又让人恨，多年以前，坐着单位的红旗车在天安门前通过，就曾发出过此生有如此享受足已的感叹，实际上公车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荣耀和自豪，还有更多的方便和实惠，在咱们的国家里公车逐步地也就转变成了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在十几年以前没有私车那会儿，能坐上小轿车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够得到的待遇，也就从那时开始轿车和待遇就搅在了一起，根据有没有公车或者车的高低，实际上也就把人们也分出了个三六九等，什么可以坐公车、什么人可以有专车、什么级别的人可以坐什么车也就成了天经地义的规矩。

       后来经济改革了，乡镇的干部也开始坐奥的、买大奔了，轿车也开始进入家庭了，人们又感到不平衡了，从车子上不再能分别出人们的身份地位了。人们这才开始责问，一个科级干部凭什么坐省长级的轿车？俺们领导干部的车子怎么还不如个体户的车子高级？人们还会问，都是为政府打工，凭什么这个长、那个长的就可以都配上专车？而我们老百姓本来工资就低，还要开自家的车、甚至挤公交车、骑自行车？

       于是大干部换车、小干部配车的浪潮就一波一波地滚滚而来。社会发达了，问题也就多起来了；经济发展了，公车的负担到难以承受了。公车私用、车轮腐败、公车不公等等问题也就成了众矢之的，改革公车使用制度也就成为了社会各界最为关注的焦点之一，就像以前的农业、企业改革一样，如何制定公车的改革也就从各地点起火来了。

        不管什么样的改革办法，各地改革的基本思路依然没有脱离按照既得利益分配公车财富的路子，于是级别高的吃肉、级别低的喝汤也就成了公车改革的主导原则，公车改革渐渐成了福利的再分配。而如何提高工作效率？如何实现社会公平？如何防止公车腐败？已经没有多少人在细想了。

       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在广东省财政厅科研所举行的一次讲座中指出：2006年中国财政支出中行政事业支出浪费惊人。他还表示，公车出行和吃饭招待成了行政事业支出浪费的重头。据张介绍，1995年，行政事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中比重11%，如今已经达19%—20%了。“在国家财政支出中，行政事业支出本来是为了用于维持政府机构正常运转，发展社会公益事业的，这些支出对于社会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然而，有数据显示，如此重要的行政事业支出却存在着异常严重的浪费。2006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行政事业支出超出财政支出部分高达5780多亿元。“什么支出最多？公车出行支出3000多亿元，吃饭3700多亿元。”张曙光说，“这是一个可怕的数字！”去年国家财政只拿出了300亿，减免了农村中小学生的学费,就使全国1.5亿的学生受益。

      社会进步了好像理应让人们的福利享受的更多些，在公车上如此动脑筋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了，难道非要剥夺领导们享受了几十年的公车待遇？随着经济的增长不增加公车反要减少公车难道不是社会的倒退吗？

      类似公车的待遇在历史上造就有了，像过去那种八抬大轿实际上也是身份的象征，难道那时的官员们不会走路吗？不是的，人家就是要那个派。因此这样看来给领导配备公车根本也不是什么新玩意。反观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倒没有配备这么多公车的惯例，人家的官员乘车公私极为分明，除了正常的公务之外，上下班绝对是乘做私家车的。由于公务员的工资制度所限，人们绝对不可能从坐驾上判断出官员地位的高低，人家也没有觉得不好意思。不要说汽车，据说德国原总理在退休后连自己的房子都买不起，但那也无奈人家作为总理的尊严，甚至伟大。

       民主的意义在于平等，而任何非要制造出等级差别的思想都是落后的封建思想，恐怕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中国这样庞大的干部队伍，当然也不会有这么庞大的公车队伍。如果说因为中国是人口大国，难免绝对数量要大些的话，那么即使按照人均平均的数量中国也绝对是站在最前列。实在难以想象一个国家的公车开支比其军费还要高、比其文化、教育、卫生的费用总和还要高，而我们的体系就是在制造这这样的奇迹。

       这么看来，仅仅有公车的改革是不够的，在公车领域来一场新民主主义革命才是必要的，扫除一切封建残余，实现社会的大同，让公车回归公务用车的本质。很多国家的公务用车都是根据需要设计的专用车，里面装置有很多的专用设备，公车私用是不可能的，而一般的公车也有严格的使用手续，或者配备、或者租用都是建立在公车公用的基本原则上。

     如果我们也坚持这样的一条思路，抛弃公车的身份特性和第二收入的利益关系，弄出一套严格、高效、公平的公车管理办法是不难办到的。公车改革步履为艰、四处碰壁的原因就是没有认识到公车原来真是旧体制的象征、是落后社会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