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六条”发布后，人们都把焦点放在了“限制90平米户型占70%”这一点上，其实只有限制是不够的，而且这政策还有被变通的危险。虽然“国六条”看起来好象是一个调控供给的政策，实际上“发展中小户型、合理控制房屋拆迁”等都蕴涵着引导需求的倾向。

如果需求方面不调整，再多的供给调控也没有用。在九部委的15条意见发布不久，就有开发商做好了或增高空间改复式或组合设计二改一的方案对策，主管部门随三令五申要惩处投机者，但别说惩处的成本，就是监管的成本谁能负担的起？就时的监管可能也就是上演一场警察抓小偷的游戏罢了。

要保证房地产市场的稳定有序的发展，必须供给、需求两头抓，两头都要硬才行。“国六条”的第三条就是“合理控制拆迁规模和进度，减缓被动性住房需求过快增长”。俺觉得拆迁问题有热议的必要，不应当被“90、70%问题”给掩盖了，那样就有让“国六条”重倒“国八条”覆辙的危险，政策失灵将在所难免。

      去年俺曾写过一篇“看得见的泡沫蹦盘也难”的小文，当时俺分析说：“从购房人成分来看，完全依靠工资收入购房的还不是主力军，靠工资收入贷款购房的主要为年轻公务员、高收入白领和稳定收入的卫生、教育等领域的知识分子。工人、农民阶层购房的资金来源主要还是靠拆迁款或者是农改非的补偿款，只靠工资收入，广大的中低收入者还买不起房，所以说，老百姓中的大量买房行为与其工资收入并无太大的关系，没有拆迁就只能望房兴叹。因此，用国外6：1的参数来考问中国市场，在很多情况下无法解释，上海已经达到1：14了，市场依然火暴的原因正在于此。”

    今年俺与一位拆迁主任交流过之后又有了新的认识，见本草博“与拆迁主任一席谈”。

最近一篇报道说，广东东莞市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没有像大多数城市那样大面积的进行拆迁改造，而是采取了留旧建新的政策，甚至所有的城中村都保留下来了，村民们有钱后都主进了高楼，而把村里的房子租给了外来的打工者，这样一方面给村民们增加了收入，也给外来打工者解决了廉租屋的问题，城市的主管部门也减轻了许多的压力，各取所需其乐融融。

相反，北京市的拆迁还在轰轰烈烈的进行着，仅丰台的马家堡村的拆迁面积就达到了9.9万平方米，不久一座新城又将拔地地而起。今年的拆违面积计划是450万平方米，到6月30日已经完成了220万平方米，拆迁的结果是旧貌换新颜了、改天换地了，但拆100户，可能要改500套的房子，而需要建设的面积增加可能就是100倍以上了。北京有多少城中村谁能说的清，“新疆村”、“浙江村”早就没有了，可还是有许多的城中村要拆，今年可能把三环的拆没了，可是四环的村庄又火起来了呀，五环的也在预热了。打工者被一步一步地往城市的边缘赶，增加的城市病也在扩散，交通越来越堵，成本越来越高，购房的压力越来越大。

我们都为当年未能采用梁思成建设新北京的思想而扼腕叹息，一个完整的古都北京早已成为历史的档案了，为什么今天还在大拆特拆已经少的可怜的北京遗迹。难道等到若干年以后我们再像复修永定门那样花几千万弄出成片成片的赝品来？

新华社记者王军说，“老房子、被城市化人口政策优化下来的穷人、有着一定密度的老城区，是保证城市化多样性的必然条件。城市的活力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自发生长起来的。

北京的前门大街、新街口一带还在拆迁中，国贸后的20多层大楼因为国贸扩建被拆除，现在80年代以前的许多6层楼房已经成为拆迁对象，这么干下去，要控制房地产的发展规模怎么可能呢？不把拆迁的问题解决好，政府失灵就会成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