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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csr新型政商关系战略公益杂谈 |
分类: 对牛弹琴(商业评论文章) |
中国企业界近年来流行玩一种叫CSR的“游戏”。
CSR是企业社会责任的英文简称。它滥觞于数百年前西方某些宗教教义——有些教派规定,教徒在做生意时不要对周围的人造成物质、身体或精神上的损害。而现代的CSR概念则是由美国的歇尔顿建立的——1924年,他提出公司的经营应该与产业内外各种人类需要的责任联系起来,主要包括法律责任、经济责任和道义责任。
近年来,这个舶来品在中国企业界渐呈汹涌之势。各种以它冠名或为主题的论坛活动层出不穷;而这一年从企业家嘴里往外蹦得最频繁的词也是它。
但对CSR,存在着一种狭义化的理解,以为仅仅是指企业从事的慈善公益活动。其实,CSR不单纯是慈善公益,也不仅是企业伦理规范,而是可创造营运优势的组织管理战略,不仅企业适用、更可运用于公益组织(NPO)、以及政府部门。欧美社会近五、六年发展经验显示,CSR落实愈好的地区,整体社会竞争力愈强;CSR愈到位的政策领域,整体社会成本效益愈好,愈容易凸显施政绩效;所以欧美政府陆续主动规划政策,提供资源推动CSR社会行动。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CSR还衍生出一种重要功能,那就是改善和提升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很多情况下仅仅停留或维系在私人关系的层面,既企业家本人与政府官员的私人交情。这种关系基本上都是企业家通过“请客送礼”等“难以放到台面上”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具有各种各样的弊端,尤其容易滋生腐败。
鉴于“私人”型政企关系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很多企业家开始思考如何将这种“私人关系”转变为“组织关系”?即在组织层面建立与政府部门及官员之间的良好关系。
政府与企业双方互为利益相关者———方面,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需要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企业提供税收、解决就业和促进地方发展。提高政府对企业的依赖性,这是企业用于建立企业与政府之间关系的重要方法。如果企业能帮助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实现“政绩目标”,就能够博得后者的好感与支持,增加与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并最终获得适宜的政府政策和环境。
当然,参与公益是企业博取政府好感的重要手段。在我国,很多企业都通过捐建希望小学、赞助体育盛会、开展社区志愿者服务、参与救灾捐赠、成立公益性基金等慈善活动,以达到博取政府的好感、信任与支付的目的。
联想、海尔、宝钢、华为等大型企业,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以此来维护和各级政府的良好关系,很多企业领导人被推举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而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甚至直接当选为重庆市政协副主席,成为副部级的高官。这些无疑有助于新型政企关系的建立,并最终为企业争取各种政策资源。
政府所追求的是社会总福利的最大化,企业则是自身利益最大化,但两者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因为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利益重叠的部分。企业应该关注这些重叠的部分,并积极采取相应的公关策略,同政府之间构建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在尽量将自身与政府目标相契合的前提下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在这种新形式下,企业不再是单纯地服从和依照政府的决策举棋,二者也不是一些人理解的“行贿”与“受贿”的利益关系。某种程度上,企业与政府间良性且积极的互动决定了一些行业的健康发展乃至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
在这一点上,美国运通公司总裁堂源正的经验值得借鉴。堂源正在公司和家庭所在地——美国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几乎家喻户晓。除了他的旅游公司Azumano是当地最大的旅游公司这一因素外,他的“威名”几乎都来自在慈善事业上所做的努力。
在开展旅游业务的同时,堂源正把自己30%到40%的时间都花在非政府组织工作上,每年在慈善方面投入15万美元。虽然堂源正强调自己投入慈善最主要的是出于心灵的需要,但是他承认他得到了为社区所付出的东西的两倍回报。
由于在当地政府有着广泛的人脉关系,堂源正的旅游公司Azumano于2000年竞标获得了波特兰政府的旅游合同。该合同规定,所有政府的官员外出都要从Azumano公司订机票。仅此一项,Azumano公司每年能获得政府机票金额800万到900万美元10%的服务费。而在此之前,堂源正已与政府合作了6年。
最近看到一篇很有建设性意义的文章:《以CSR整合政企学社资源,协力解决社会发展问题》,作者是钱为家。文章提到:观念前进的企业及政府组织日渐了解,公益事业也必须像企业组织一样,讲求可持续发展。要这样做,必须在传统慈善捐款之外,政府更可以倡导可持续公益,也就是鼓励企业导入社会责任管理,发展“战略公益”营运模式。“战略公益”不是单纯的慈善捐款或公益赞助活动,而是鼓励企业全面检视生产、营销、人资、研发、财务等管理层面,以及供应炼全程环节,一方面积极去除可能外溢的社会成本(如治理问题、环保污染、小区发展障碍等);另一方面主动在供应链管理及发展战略上采取倡导社会价值、促进正面发展的行动(如更透明的公司治理、公益营销、减碳、振兴小区发展等)。
企业应该和政府及官员尽量回避私人关系、极力增进组织关系,并热心“战略公益”事业,以此搭建新型的政商关系,这恐怕是现代企业家最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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