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汉卿是哪个村的？

丁启阵

我念书的时候，中国古代文学史讲到元代那一段的那个学期，期末考试，老师出了这样一道填空题：关汉卿相传出生于      村。考试结束，班级里一片哗然。这道题同学们基本都空白着，没能填上答案。我侥幸答上了，老师讲课时提到过。因为这位老师讲课信息量大，这事又是只一句话带过，同学们没有注意。

我认为，这不能完全怪我的同学们粗心。我们的文学史教材，介绍一个作家哪怕是一流大作家时，籍贯和出生地从来都是只说到县一级行政单位的。例如：

陶渊明，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

杜甫，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西南）人，出生于河南巩县（今巩义市）；

苏轼，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

李清照，济南章丘（今属山东）人；

辛弃疾，山东历城（今山东济南）人。

按照这个惯例，关汉卿自然只能说“大都（今北京）人”。知道有这个惯例，同学们学文学史，记作家籍贯、出生地，县以下行政单位当然就不会去理睬它。具体到关汉卿，记住“大都”就万事大吉了。

其实，文学史的这个惯例，是有不妥之处的。

首先，古代作家中，许多人并非出生于县城内，而是出生于乡村。对于这些作家而言，具体的乡村，其意义往往是非同寻常的。他们生活了十几甚至几十年的村子，是他们思想、情感形成的最直接的外部环境。村边的山岗溪流，丰草长林，田地庄稼，村里的男女老少，风土人情，鸡鸣狗吠，都是他们所最熟悉的事物，跟他们发生过密切的联系。他们日后的文学创作，或多或少都会受其影响。事实上，一个人，尤其是童年、少年时代，活动范围是非常有限的，通常就是一两个村子。一两个村子之外，基本上都是陌生的世界，跟他没有多少关系，对他没有多少影响。对一个生长于乡村的作家而言，县、县城不一定产生过多少实际影响。像陶渊明这样的作家，不但出生于乡村，他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也都生活在乡村（用今天的话说，陶渊明是一个宅男，他对外出旅游没有多大兴趣），他的诗文基本上都是描写那里的生活和景物的。理解、研究陶渊明的诗文，只知道他是柴桑人，而不知道他的出生地江州豫章郡康乐县义钧乡七里山安成村（今江西省宜丰县澄塘镇新安村安成自然村）以及后来的迁居地陶家园、南山陶家坪等，我认为是远远不够的。

其次，世界上的事物，总是越真切就越令人感到亲切的。后人知道一个自己喜欢的大作家是某个县的，在听到这个县的名字或路过该县时，一般情况下，可能会于刹那间在脑子里闪现出这样一个念头：我喜欢的这个作家是这个县的。仅此而已，不会再加深究。而一旦知道这个作家具体是哪个村的，则很可能会去寻访一番。对此我有切身体验。从前学文学史，只知道辛弃疾是济南历城的，因此在参观过两次建于大明湖公园内的辛弃疾纪念馆之后，也就作罢了。倘若当时知道他的具体出生地是今天济南市历城区遥墙镇四风闸村，我非去寻访一番不可。即使没有像样的古迹，看一看那里的草木景物，亲近一下那里的水土，也是不错的。如今不少爱好旅游的朋友，不再满足于游览名山大川，历代名人故里也成了他们的旅游目的地。文学史著作只告诉人们作家的县级籍贯或出生地，显然是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了。

相沿已久的惯例既然是不合理的，就应该予以改变。更何况，这种改变往往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编撰文学史的时候，把作家的籍贯或出生地详细至街巷、村庄，是多不了几个字的，篇幅、纸张的消耗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是，这样做还有一个极大的好处：由于地址详尽，几百几千年之后，也不容易混淆。历史上这方面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李白、罗贯中的籍贯、出生地，就是因为古人的语焉不详，现在成了聚讼纷纭、难以定论的学术公案。

说了半天，还没有对文章题目的问题予以解答，现在来揭晓：有人考证，关汉卿是元代祁州伍仁村（今天河北安国县伍仁桥镇伍仁村）人。今天的伍仁村东北500米处，有一座规模不小的关汉卿墓（见附图），安国市内有一座关汉卿纪念馆。

                                              2009-7-27

关汉卿墓。照片来自网络，本文作者做过剪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