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做大哥很多年

    我家弟兄三个，我是老大，而且比两个弟弟都大不少——大弟弟小我七岁。论理我是大哥，真正的大哥。但是，我的弟弟们从来不当面称呼我为大哥，在这一点上，他们很没有礼貌：都直呼我的名字。就是说，我在家庭方面可以说不怎么有做大哥的感觉。

    我做大哥的经历，值得说一说的有两回。

    一回是十年前，在澳门。那时候我奉派到澳门理工学院教书，当时澳门大学中文系主任程祥徽教授邀请我业余时间（周六晚上）给澳大中文系首届硕士研究生语言学班开一门“语言学理论”课。每次上课，由一位同学驾车接送，通常还有另一位同学陪同。这两位同学都是在职念书，一位就在澳门大学中文系教书，一位在一所中学教书。因此，他们跟我之间实际上是朋友关系，可以随便开玩笑的。

    那时候澳门的形势完全不同于回归之后，黑社会的势力比警察局还大。有一阵子，可能是处于两股势力的整合时期，打杀流血事件无日无之。葡澳政府属下的警察局，对此束手无策。那时候我看当地的报纸，印象最深的就是两个词语，一个是“贼过兴兵”，这是说警察的无能；另一个是“绝尘而去”，这是说黑社会的猖狂。一入夜，市民就躲在家里，轻易不敢上街，市面因此十分萧条。流血事件多发地区的黑沙环一带，一到晚上八九点钟以后，饭馆大排挡就门可罗雀了。

    一夜课后，我的这两位朋友在送我回住处的路上，忽然说肚子饿了，提议去黑沙环一带吃大排档。三个男人在一起，谁也不能装熊，自然是说去就去。去了之后，果然是一片冷清景象，有些饭馆干脆打烊不干了。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还亮着灯开着门的大排挡，我这两位朋友一时兴起，学电影电视上的样子，扮演起黑社会来：一边一个紧紧跟随着我，一口一声喊我“大哥”。两位朋友，一胖一黑，原本就有几分像黑社会。那时候，澳门民间盛传，最厉害的杀手都是说北方话的——多是解放军特种兵出身。印象里，那晚的餐馆老板和服务员神情都特别紧张，对我们三人的招呼自然也是格外的周到。记忆犹新的是，那晚我们特意点了这样一道菜：炸蛇骨架。整条的蛇骨架，拿在手里，吹口琴似的啃着，漫不经心的样子，在已是惊弓之鸟的旁人看去，大概也是相当威猛的吧。

    还有一回是二十多年前，在老家。那时候，常有安徽的江湖艺人班子到我们村子里卖艺。所谓卖艺，就是晚上的时候，在村广场上表演一些戏法（魔术）、猴戏、硬气功之类的节目，然后由村里统一给一点钱，算是报酬。村里虽然会在他们表演完后付给报酬，但是一般不管他们的食宿问题。住宿，他们有自备的帐篷；吃饭，他们通常拿了粮食到村民家借用锅灶，蒸饭，炒菜，对付一气。

    有一年，我还在大学里念书，寒假回家，就赶上有安徽的江湖艺人班子到我们村卖艺。那年冬天天气很冷，我跑去跟村干部商量，让他们住到了保暖条件比较好的公房楼上。此外，我还请全体艺人到我家里吃了两顿饭，一顿晚饭，一顿早饭。

    在那之前，我大弟梦想成为武林高手，弄了一些器材在家里瞎练。其中有一件器具，石锁，是他跟一个伙伴从五六里外的一个村子搬回家的。那石锁倒不重，也就三十来斤。但是，石锁的把手太粗，不好拿捏，所以一般人很难抓举得起来。我大弟因为天天练，自然是可以举起来的。我呢，凑巧，大学里有个同学从一个工厂里弄了一对铁锁，每个重四十斤左右，他练，我也练。开始的时候是双手同举一个，后来是一手叉腰一手举，还是举一个，再后来是一手举一个。最厉害的时候，我能够双手并举，一口气举二十多下。有了这个基础，家里的石锁就不在话下了。

    那天早饭后，有个表演硬气功的艺人看见我家的石锁，上去就想抓举。结果，举不起来。我父亲笑着说：“你大力士还不如我读书的儿，渠都会举得动呢。”吃完饭的和没有吃完饭的艺人们，大家就都起哄着要我一试身手。我自然也不推辞，就随便举了几下。那些艺人，竟然鼓起掌来。表演硬气功的小伙子一带头，大家就都称呼我为“大哥”。“大哥”“大哥”的，都叫得很甜。尽管我知道，他们对我客气主要是为了表示谢意，感谢我帮他们解决了住宿问题，还请他们到家里吃了两顿饭。但当时，恍惚之间，我是真的有成为江湖老大的良好感觉的。

    邀请六七个艺人到家里吃两顿家常便饭，现在说来是算不了什么事情。但对那个时候的我家而言，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作为一个没有任何收入、还总跟父母伸手要钱的学生，我那样自作主张，邀请他们到我家吃饭，吃的是我父母辛苦劳动的所得。我的父母是很乐意我做那样的事情的，他们事后还夸我读书懂书理。但是，我现在想起来，心里不免为自己少年时代的慷父母之慨，感到有一点儿不好意思了。

    遥想当年，有人簇拥着称我为“大哥”，不失为一件可得意的事情；当年朋友相处，亲人俱在，情景历历在目，更是一桩幸福的回忆。         200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