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毕业论文

    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现在都进入了毕业论文紧张的写作、修改阶段，因为毕业答辩在即。看着学生们万般无奈、苦不堪言的情状，我想起了自己当年本科毕业做论文时的情景。在我的记忆里，写论文是一件挺愉快的事情。

    我本科毕业论文的题目，早早就定好了：《清代语法研究述评》。我之所以能够早早就定好写作题目，主要是因为，一进大三，我就开始学着写论文了。当然，这跟我的几位恩师尤其是杨端志老师的鼓励分不开。杨老师说，国学大师黄季刚坚持五十岁之后才开始著书立说，结果四十九岁就去世了，只留下一些读书札记，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他主张著书立说不必有时间年龄的限制，他总鼓励我要早写，多写，能发表更好。大三那一年开始，我就经常写一些自认为是论文的东西，拿去给杨老师审阅。我们经常在他筒子楼狭窄的屋子或者走廊里，结合我的习作，展开热烈的学术讨论。杨老师总是鼓励多，批评少，这使得我那时候有些张狂，视写论文为等闲之事。大四那年，我的一篇关于训诂的文章，获得了山东大学学生五四科研论文比赛一等奖。事后董治安老师告知，我的论文获奖，是征求过殷孟伦先生的意见的。

    我之所以确定要写清代语法研究的问题，那跟我当时的志愿有关。大约是大三下学期，我决定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研究生，方向是语法研究。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大量阅读语法著作。商务印书馆那套“汉语语法丛书”，马建忠《马氏文通》、陈承泽《国文法草创》、金兆梓《国文法之研究》、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杨树达《高等国文法》、陈望道等《中国文法革新论丛》、何容《中国文法论》、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王力《中国现代语法》、高名凯《汉语语法论》，我都找来生吞活剥地读了一遍，还做了不少读书笔记。其他人的论著，当时山东大学图书馆里能够找到的，我都尽量借来看了。其中丁声树等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洪心衡《汉语语法问题研究》、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等等，我都读得津津有味。那个时候，我可以如数家珍地说出所有知名语法学家的姓名及其代表作。这些年参与研究生入学面试，发现绝大部分考生，对于本学科领域知名学者及其著作都是一无所知的，看过一两本原著的就可以称为凤毛麟角了。我就不免纳闷，这些考生上学的时候难道都是不读书的吗？他们都在做些什么呢？我也担心，他们上了研究生之后，真的能够做研究写论文吗？我毕业那一年，不知何故，社科院语言研究所不招生，临考之前一个多月，我决定转而投考本校殷焕先先生，学习汉语音韵学。

    因为语法书读得比较多，我对语法问题也比较熟悉、比较有兴趣。准备毕业论文写作之前，我正在饶有兴趣地阅读郑奠、麦梅翘两位先生编的《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一书。于是就选择了我认为材料比较多的清代语法研究，作为论文课题。

现在许多本科学生写毕业论文，多走投机取巧的路线。好一点的随便找几篇论文，既不讲究这些论文作者的水平、发表刊物，是否能够代表该学科最高水准，也不管它们是否新近发表的，是否能够反映学科领域最新的研究进展，东拼西凑，就凑出了一篇拿学位的论文。差一点的，就去网上拷贝，甚至整篇“挪用”。据说，最恶劣的，自己根本不动手，花钱雇枪手，买论文。不谦虚地说，我当年的论文写作情况完全异乎是。我从资料积累开始，一点点做卡片，不懂的地方就马上问老师。后来，觉得资料可能有不足，同时也积累了许多问题，就自己掏钱跑了一趟北京。到各书店寻访新出著作，到图书馆查阅期刊与旧书。那一次我到过北京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还拜访过学术界前辈。原本想要拜访北京大学王力先生的，得知王力先生那些天在外边开会，没有去。我在地安门东大街一处院子里寻到麦梅翘先生的住处，不巧那天她有事外出。我就给她留了字条，把我准备向她请教的问题都写在上边了。后来我返回学校不久，就收到了麦梅翘先生的手书长信，详细解答了我的所有问题。麦先生的字，写得真漂亮。

    一天跟我的几位学生说起这些事情，我还说到自己为了查书，一上研究生就先后拜访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熊正辉先生和李荣先生。当时正担任语言研究所党委书记的熊先生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我走时，他把我一直送到马路上（那时候，语言研究所在地质大学的主楼里办公）。临别之际，还向我行了个九十度的鞠躬礼，当时我就像野人一样窘在那里。我拜访李荣先生的时候，语言所已经搬进了建国门内大街的社科院大楼。李荣先生得知我看书查资料的来意之后，就把我领到语言所资料室，用手一指，说：“这是我们研究所最好的地方。”中午时分，午饭之后，我查完资料，再去他的所长办公室。李荣先生就一边忙他自己的事情，一边测试我的音韵学水平。先是让我默写三十六字母，要求我讲出纵横编排的理由；接着让我说说《广韵》206韵及其等第分配情况；之后，又从书架上抽出他当时刚发表的几篇论文，让我看完之后提意见。我提完意见，他似乎还比较满意，说：“你不错，还能看得懂我的文章。”那天我在李荣先生的办公室里一直盘桓到下午五点多钟。没有想到，最后李荣先生竟然对我说：“你到我们这里来，跟我一起干吧。”我当然是喜出望外，受宠若惊，那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可是我心目中的圣殿啊。不过他也说明，这事需要先征得我导师的同意。我那时候是研一，刚念了两个多月的研究生。导师可能是考虑到学籍管理等问题，没有同意，这事后来就没有再提起。听到我这些往事，学生们眼睛瞪得溜圆，说我怎么那么大的胆子，敢跑去找那些有名的学者。

    其实我那个时候也有些懵懂不开窍。看到学者们在著作的序跋中描述自己多方请益、到处寻访图书的情形，还有，我的老师们也都是那么做学问写论文的。我就以为，我写论文也应该是那样做的，脑子里完全没有“大学生写论文就可以降低要求”的观念。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写了八万字，杨端志老师毫不犹豫地给了我“优秀”的成绩。

    到北京之后，看到大学里师生关系大多淡漠，课余时间绝少来往，看着许多学生写毕业论文时的万般不情愿，总要跟指导教师讨价还价，想方设法，取巧偷懒，我就觉得当年在山东大学念书，有些像生活在尧舜时代，自己也朴实得有点可爱。      2007-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