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要出一种论文集，今天早上用一个多小时写了个《跋》，简单回忆了一些自己当年学习语言学的往事。重温当年，对于恩师们的教导，心怀感激；对于逝去的岁月，感到些许怅惘！

《跋》文如下——

我走上汉语言学的学习、教学、研究之路，回想起来，是有一点偶然的。

大学一二年级，我的主要兴趣在文学方面。作家梦做过，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古代文学的想法也曾经有过。当然，我对语言学方面的课程也是饶有兴趣的。大约是大学二年级的时候，遇到教我们古代汉语的老师朱广祁先生——朱先生学识广博、口才又好，当时极受同学们的欢迎，总有外系学生从二里地外的另一个校区跑去跟我们一道听朱先生的古汉语课。朱先生的古汉语课，教室里总是座无虚席的，——可能由于我喜欢在课间休息时向朱先生提些问题，因此给朱先生一个错觉：这个学生特别喜欢汉语言文字学。其实，那时候我什么课都很感兴趣，课间都会向老师尤其是课讲得有意思的老师提问题。朱先生于是不由分说地不时指定我读语言学著作，他指定我看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时，我还没有学过国际音标。但是，朱先生不管这个，说遇到不懂之处，随时可以问他，他自己也不明白的，他会帮我请教别的专家。朱先生指定我读语言学著作，不是指定由他、读不读由我，他规定我读后必须提交读书报告。每次他都认真批改，有一回甚至找别的单位的一位专家代为批改。后来，朱先生又跟另一位老师一起把我和其他三四位同学组织为语言学兴趣小组，定期阅读《说文解字》、《尔雅》之类的原著，集中讨论，每个人都须发言。这样，渐渐地，我就被拉到了语言学的道路上来了。

不久又碰到钱曾怡先生、杨端志先生，他们都和蔼可亲、循循善诱。每次上课，都让我有如沐春风之感，课外也不由自主地常常去登门求教，无拘无束。其中，杨端志老师当时三口之家住筒子楼一间。我每次去，都是谈语言学问题。冬天在屋里谈，夏天就搬个马扎坐在走廊里或者露台上，背心、裤衩，汗流浃背，我们师生还在那里论难不止，乐在其中。师母周晓瑜先生，是历史系的教师，性情平和，蔼如慈母；杨老师的女儿杨贺，我跟着杨老师周老师叫她“贺贺”，当时只有四五岁，乖巧可爱。现在想来，那时候我的频繁造访很可能给杨老师一家的生活带去了不少麻烦。

语言学是比较枯燥的，但是，因为老师们的不倦教诲、接我以温，我学得也津津有味。那是一段十分愉快的时光。

跟导师殷焕先先生学习三年音韵学之后，来到北京教书。很快又有一段愉快的经历：向李荣先生请益。那时候李荣先生住干面胡同，八七、八八年，有半年左右时间，我每当读了李荣先生的论著、遇到问题、写了文章，就会在星期天的中午时分给李先生打电话。李先生只要那天在家，就会说：“你下午过来吧。”然后我就骑个自行车，两三点钟赶到他家。一进家门，自始至终，谈的都是方言、音韵话题，从不旁及其他。有时候，说起某个字，李先生会说这个字《广韵》未收，《集韵》收了，在某某部，反切为某某，释义为某某。并且马上从他那图书并不多的小书架上（他的书多放在椅子、桌子、一张单人床上）取下《集韵》，一下子翻到某页，指给我看：“你看，我说得对吧。”有时候，李先生也会把他正在看的《方言》杂志的论文校样拿给我看，校样上总是有很多的红字修改。记得有一次，他指着密密麻麻的红字，跟我说：“论文不是写出来的，是修改出来的。”每次去李先生家，我总是要呆两到三个小时，那是跟李先生畅游学问之海的两三个小时。哲人已逝，今天想来，仍然神往不已。

可能是我慧根不深，也可能是因为我六根不净，终于未能摒弃作家梦、文学研究的兴致，一直在东涂西抹，语言学研究却没有做出像样的成绩。十多年来，研究杜甫，进而研究中国古代诗词、古代文人群体，论文写了数十篇；同时写随笔、写散文，向报刊投稿，也写了三百多篇，出版了专著《悲怆唐音》、《恍如昨日》、《诗意人间》、《诗歌与人生》和随笔散文集《惑年心影》、《北京东京随笔》等著作。而老本行语言学方面，相比之下，不免有些荒芜。一九九一年出版第一本专著《秦汉方言》之后，论文只写了二十余篇，自己稍微感到满意的书，只有二零零零年出版的薄薄一册《论古无复辅音声母》。人到中年，想要作个小结，把《秦汉方言》、《论古无复辅音声母》以外的语言学论文编辑成一个集子。结果发现，就是那为数不多的二十余篇论文，也有不少篇是让我恨不得挖个地洞藏起来的。选来选去，勉强可以示人的，二十篇都不到，“梁山好汉，全伙在此。”

知不足然后学，今后当更努力做些语言学研究，以不辜负那些曾经教导过我、对我寄予过厚望的先生们！

集子中谫陋、错误之处一定不少，恳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