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问该由谁来决定店铺的租金及租客，最先想到的答案很自然是该店铺的业主。但这个本为香港人普遍接受的答案，最近已不断在舆论上受到挑战。连一向以维护私有产权为己任的信报，亦甚少再出来为产权受侵犯的业主说句公道话。  

近日，社会舆论纷纷为一间粥面店结业而感到不值。这间位于铜锣湾的老店，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很多市民都帮衬过。据闻，新租客将会是专以大陆人为销售对象的名牌店。有些偏激的言论，指控业主为了收取更高的租金，不惜出卖香港人的利益。 

这种表面上维护香港人利益的说法，真的对香港有好处吗？ 

香港有今天的发展，其基础是产权私有。我们的经济活动的原则，皆建基于自利。市场上的交易，皆由产权的拥有者自主决定，不许非产权拥有者横加干预。 

在香港，没有粥面店的地方很多，难道社会可以制订标准，要求在某个范围内就必须有一间？这岂不是变了计划经济？ 

历史证明，市场远比人们预期中复杂，由政府、专家、以至公众，所设想出来的社会需要，往往与实际大相径庭。消费者往往因此而成了受害者。 

香港的愤青当然不是这样看。他们觉得：如果时代广场的电影院不搬上楼，市民看戏就方便得多；如果领汇不是把诊所的位置安排得这么偏，市民看病就不用到处兜。这分明是地产霸权把香港人害成这样的。因此，必须以社会的利益来制约地产商的私有产权，不许地产商唯利是图。他们相信，社会如果肯按照他们的方法去做，市民一定会得益。 

然而，究竟该由谁来决定街道上的店铺适宜做甚么行业呢？哪间可以卖名表？哪间只能卖粥面？哪间容许收高租？哪间需为社会作牺牲？这只会催生独裁者，个人连处理自己财产的自由也会被剥夺。 

在现实世界，愿意付出较高租金的租客，往往是较能发挥店铺潜力的租客。粥面铺转了名牌店，原有的食客的确不方便了，但游客来港消费的金额却上升了，香港一样会有得益，而且可能更多。 

如果社会对粥面有需求，搬去别的位置一样可以开。但游客消费增加，就不只名牌店的店员可有多一点的佣金收入，香港的进口商、批发商、物流公司，都会有多些生意，可以增聘多些员工，推动社会的工资水平上升。

香港不能只赚自己人的钱，我们要赚到外边的钱，才可有能力行街睇戏，帮衬食肆，否则粥面店一样要关门。如果香港的私有产权不获保障，愿意在香港投资的人一定会减少。没有资金流入，经济就发展不起来，单靠「穷棒子」，很难扭转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