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作首份施政报告后，楼市又再急剧上升；政府一系列的抑市措施好似完全不起作用。

照道理，有了短期转让的额外印花税之后，市场已没有炒家活动的空间；而有了外来买家的额外印花税之后，连内地人来港买楼的途径也被堵塞了；那香港还有甚么人在买楼呢？答案只能是香港自己的用家与投资者。

香港的投资者，凡是大规模有组织的，都喜欢用有限公司来买楼，但现在用有限公司买楼也要付额外的买家印花税；照道理，本地投资者的活动也已受到一定的遏抑，余下来的，岂不是主要靠本地的用家。

然而，不是说楼价已和用家的购买力脱节了吗？倘若真的如是，用家又凭甚么去买楼呢？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楼价又是与部分用家的购买力脱节，而非与所有用家的购买力脱节。

按现时市场的表现来看，现时楼价虽高，但仍有人买得起；而且买得起的人很多，多到足够消化新增的供应量有余，否则不足以推动楼价节节上升。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香港的中产阶层近年出现两极分化。有一部分跟得上社会转型的，就收入增长得很快；但亦有一部分跟不上经济发展的，就被迫向下流，加大了社会基层的比重。前者的购买力大增，成了楼价上升的主要推动者。后者的购买力下降，只能寄望政府出手压抑楼价，或予他们一定的住屋资助。

这种现象，其他已发展的地方也有出现，是在全球化之下无可避免的事。香港要进步，也只能走这条路。

不得不承认，能够跟随社会一起转型的那批人，应可视作社会进步的主要推动者。他们是社会的贡献者，他们的努力，市场会予以较高的报酬，所以他们的竞争能力比较高，能够比其他人早一步买到楼也是合理的事。

因此，我不赞成政府再用新的行政手段，如增加按揭利息、降低按揭成数等，去阻挠这批人买楼；这对他们不公平。政府若是真的想帮那些经济能力较低的人也能买到楼，最恰当的做法是尽快增加供应。因为当供应增加后，地产商就只能扩阔他们的销售对象，把一些收入较低的人士也视作他们的销售对象。届时，地产商就不得不调低他们的售价，以适应这批人的购买力了。

由此可见，增加供应可解决房屋问题最公平有效的方法。惟建屋需时，没有三五年，很难看到成效，心急也没有用。现时社会上有些人急于求成，希望政府可以出辣招，令市场实时有反应。这样做很危险，可能矫枉过正，对社会造成更大的遗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