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职贫穷是近年讨论得比较多的社会问题。以前，一般人都以为，失业是造成贫穷的一个主要原因。现在却发现，有一部分人虽然有工做，但由于工资太低，仍无法维持最起码的基本生活，所以称之为在职贫穷。

用以上的角度看，在职贫穷的原因是社会上有些工种的工资太低，那只要引入最低工资不就可以解决问题吗？

问题是社会未必可以一下子把最低工资订在贫穷线以上。这不但会令部分中小企承担不起，还可以令整个地方在全球失去竞争力。

前者不难理解，后者是因为如果同样的工种在别处的工资较低，企业就会把生产线与服务基地搬走。那政府虽订了较高的最低工资，但人民却找不到工作，变成失业贫穷。这可比在职贫穷更苦。

因此，最低工资的受益者往往都是一些别的地方抢不走的工作，如清洁、保安、信差、饮食、零售等。但这些都是服务本地人的行业，必须本地人之中大部分有较高的收入，才可以有条件为这类工资提供较高的最低工资。如果一个社会中大部分人都只能做清洁、看更之类的工作，这类工作的工资是增加不起来的。

其实，同样是做这类工作，在香港做一定好过在菲律宾做，或去一些相对落后的其他国家做。可见要提高一个地方的最低工资是要有客观基础的。前提是先要搞好经济发展，才可以提升最低工资。

可惜现时香港的政治气候容不下理性讨论，一讲经济增长就被认为学大陆视发展为硬道理，忽略了分配不均与社会公义问题，属政治不正确。结果，社会都倾向用简单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就是引入最低工资，阻止无良雇主剥削工人。

过去两年的经验，证明引入最低工资的确有成效，基层的收入的确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而失业率则一样可以维持在低水平。这除了是因为过去两年香港的经济情况较好，工资本身就有条件增长外，还因为香港市场仍有相当高的自由度，经营者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走位，能够把工资上升的成本转嫁到其他地方。这种转嫁最主要就是靠加价，这必然引致通货膨胀。结果基层的收入虽增加了，但生活却得不到多大的改善，依然处于在职贫穷。

于是社会上又有更多的呼声，要求政府作更多的介入，例如订定最高工时，限制企业加价，管制商品及服务质素等。结果市场上有愈来愈多的板块失去自由度。下次再加最低工资时，市场的适应能力就会降低。现时，希腊、西班牙，甚至法国，都已没法再利用提升最低工资的方法去解决社会问题。这条路并不可行，香港没有理由再去步他们后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