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政党正在努力推动政府在香港实行全民退休保障，方法是采用现付现收(pay as go)的模式。

所谓现付现收，是指付作退休保障的钱，并非来自退休人士过往的积累，而是来自现今在社会工作的人提供的税款。

欧美国家大都采用这个方法，初段并没有甚么不妥。因为二次大战后有个婴儿潮，出生率特别高。当这批孩子出社会工作时，生产力大增，政府的税收亦大增。这时拿税收去为人数不多的老人提供退休保障当然不难。但当这批孩子踏入退休年龄时，就会出现拿退休金的人多，有能力交税的人少的情况。

本来面对这种情况，政府只能加税。但加税多不受选民欢迎，政客为了当选，主张减税的比主张加税的为多。所以各国都采用举债的方法去应付眼前的资金不足。结果债台高筑，无以为继，纷纷堕入债务危机。希腊、意大利、西班牙，以至法国、美国都有这种情况。

现时人们看到的债，只是账目上所欠的数字。但相比政府已作出的对人民的承诺，即将来政府还得支付的数目，这只是一个小数目。经济学家估计，美国的国债已累积至17万亿美元，超过了美国一年的GDP。但若连同政府已作出的承诺计算，(除了退休保障，还有医疗保险、教育的费用)，则数目更大，已靠近100万亿元，是GDP的7倍。这笔债下一代真不知怎样去还。

政客在作出这些承诺时，只是口轻轻说了算，从来没有预先作财务上的安排。如果这样的事件是发生在一间上市公司，它的负责人轻则要丢官，重则会被告上法庭。若被证实未经股东授权而招至股东无法完成的责任，可能还要坐牢。

但民选政府不用担心，他们是人民选出来的，已获授权打理国家财政，包括为国家举债。再者，他们的任期有限，卸任后就可以无官一身轻，把问题交给接任人去头痛算了。因此，政府大都只求任内方便，有得借就尽借。

本来立法会与传媒是有责任监察政府的，但我们只要看看香港的立法会与传媒，就知道他们的监察可以去到甚么水平了。他们的所谓监察，不外是查看官员的住屋有没有僭建，或是监察官员有没有偷步买车、卖楼，一遇到复杂的问题，就不懂分析，无能为力。

现实是特区政府还相对冷静，不想叫下一代去承担无法完成的责任。反是我们的立法会与传媒，在推动全民退休保障上，显得更为积极。他们自恃出发点是为市民好，就觉得问心无愧。至于将来会有甚么后果，他们不管，也不见得有人会追究。

这的确不是他们个别人士的错，而是整个机制出了问题。以美国为例，国会本来有订国债上限。这本是用来监察政府的，但现在国会可坚持上限不放吗？不放美国就得破产，国会不想当刽子手，那就只好同流合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