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从海外回流的朋友谈起今次财政预算案，他们的反应似乎比一般本地人好。他们觉得，一个政府能令自己的财政连年有盈余，并且能承担这样多的基本建设，提供免费教育，广泛的医疗服务，以及综合的社会福利，实在并不简单。他们在西方，就很少遇到有理财能力这么高的政府。

他们认为：香港人之所以这样不满，是因为只晓得把现实与理想去比，而不晓得把本地的现实与其他地方的现实比。六七十年代，西方的福利的确比香港好，但今天的情况已改变了。西方就是因为福利过好，以至把子孙未赚回来的钱也花光了。现在想借钱已不容易了，所以正纷纷削减经费、连国防开支也要减，更不用说一般的社福开支了。

他们认为：政府能有财政盈余并非必然的，不是换一任新政府就一定可以做得更好，一旦走入财赤的恶性循环，可能要很多年才走得出来。香港人现在遇到的，是有得分但分得不够好的问题；到分也没得分，还要找人担起负债的时候，那就真的不好受了。

我觉得他们的说法并非全无道理，但特区政府亦不应只看到成绩，而看不到自己的过失。世界很多时都是不患寡，而是患不均。没有得分还好地地，有得分却分得不好，反可以吵到要拆天。

我管理公司的财政时，亦遇过类似的情况。公司没钱赚的时候，大家都愿意一起捱；到公司有得分的时候，大家就为分得不够满意而争吵得很不高兴。究其原因是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套理想的分法—自己可以多分一些，结果很多时都会失望。如果事前还搞甚么咨询，那就更加会令员工以为公司在听取我的意见后，一定会接受我的建议。但公司怎可能在具体的分配上同时满足这么多人的要求？结果令员工的期望出现更大的反差，效果更加不好。
所以我后期改变策略，不在出现盈余之后，才去决定如何分配；而是在之前就与员工说清楚，一旦有盈余会怎样分法。这样，大家都一早心中有数，计到自己今次可分得几多，那就不会再吵了。

政府其实也可以这样做。先透过咨询，事前为盈余的分法争取共识，以后都以同样的方法去分配，那就不会有太多的争拗了。要记住，需要咨询的是分配的准则，而不是去问市民具体地可分多少。

我的建议是：储备一旦超过18个月的经常性开支就可以拿来分，一半拿来分给各项将来一定要用钱的发展基金，医疗多少？教育多少？艺术多少？养老多少？………比例一早订明；而余下的一半，就按人头平分算了，凡满十八岁的本港居民都有得分，份份金额一样。只要市民早有共识，每次都依一样的准则去分，争拗一定可以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