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战期间，英国幸有一位国际级的领袖丘吉尔，带领英国在极艰苦的环境中抗战纳粹德国，令英国成为欧洲少数没有向德国屈服的国家。丘吉尔的领导，强而有力，但绝不民主；但当一个国家处于危急关头，确需要一个这样的领袖，否则很难有效把国家带出困境。

自金融海啸后，英国只面对经济发展前路茫茫的困境，虽不至危急存亡，但亦足以影响国运。本来，在这个时候，英国实需要一个如丘吉尔一样的强势领袖来带领国民，然而，英国选民却意见分歧，三大政党得票皆不过半数，出现悬峙国会，非搞联合政府不可。

联合政府的特色是方向不够清晰，政策左右摇摆，政府运作的效率远不及一党主导的政府，此之所以，英国大选揭晓后，市场对英国的前景都不乐观，英镑与伦敦股市都大幅回落。不管将来是哪一党的领袖出掌唐宁街10号，大家都不敢有奢望。

其实，在西方的民主制度下，政党的政治主张都得逐步向民情靠拢，变成大同小异。大家为了争取选票，唯有迁就选民的庸俗需要，而置国家的长远利益于不顾。白高敦失势，并非因为工党的政策不如保守党与自由民主党，而是因为他不够年轻英俊。选民中多是小市民，平时也受过上司欺凌，亦不喜欢表里不一的政客。刚好，白高敦这两种缺点在选举前先后被暴露，于是难逃被选民「叮走」的命运。其实，这类小瑕疵，很多政客都有，丘吉尔就经常向下属耍性子。不过，当时因为战争，选民被迫从大处着眼。

英国近年的经济增长，相当依赖金融业与房地产业，但这两个行业皆周期性明显，上落波幅极大，并非可靠的经济支柱。因此，英国极需要一个有远见、有承担的领袖，带领英国出红海。但无论是卡梅伦还是克莱格都不似有这种气魄。他们的质素连奥巴马也比不上，遑论丘吉尔爵士与戴卓尔夫人了。

现时，英国需要面对的，除了经济发展路向的问题之外，还有政府的财赤与欠债。截至本年三月的上一财政年度，英国的财赤高达1,528亿英镑(1.8万亿港元)，占GDP超过10%。如果任由恶化下去，很快会变成另一个希腊。然而，要灭赤，就得加税、削开支、减福利，那等如要选民勒紧皮带过苦一点的生活。一个要靠选民支持才能执政的政党，很难在执行灭赤政策上有长久的坚持；不然，只

会为反对党提供上台的机会。

因此，各政党都只会把灭赤作为一个政治口号，不会真的推行灭赤的具体政策；非要等实际环境恶劣到举债无力，政治乱局无法收拾时，选民才会认真去检讨，应否继续指望政府照顾，迫政府去花一些收入无法负担的福利支出。这是民主选举制度必须付出的代价、有远见、并愿意先苦后甜的人，在群众中往往都属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