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听到人埋怨，在大都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愈来愈疏离；住在同一层楼的人，最多只会在电梯里碰上时叫声早晨，但却连对方姓甚名谁也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当然只敢自扫门前雪，不敢因返工而叫邻居睇火煲汤。

有人因而怀念住H型徙置区的年代，认为当时设计的居住面积虽小，但有较多的公共空间。长走廊成了集体厨房，主妇们一起蹲着煮饭的时候，成了闲话家常的好机会；了解深了，有需要时就更容易开口求助。孩童在家中乏容身之所，都喜欢聚在楼梯转角处嬉戏，朋辈关系自然更为密切。然而，回顾虽然常想到美好的一面，但没有人真的愿意重回那些公厕设在走廊尾的徙置区生活。事实上，当年公屋这样设计，主要是为了节省成本，并非为了提供公共空间。

相反，近年房委会在公屋设计上，考虑远比过去周到。每户皆有独立的厨房、厕所，小区内有会堂及公共休憩场所。政府的康文署又经常举办太极班、社交舞班之类的活动，住户要交往不愁没有机会。只是现时家中有冷气、有电视，还可以上网，大家都不想难为自己，去与陌生人搞关系。至于私人屋苑，新的都设有住客俱乐部，公共空间更多，但不见得邻里关系有甚么大改善。由此可见，公共空间不足并非大都会人际关系疏离的主因，内里应存在着更深层次的因素。

我怀疑，旧时邻舍间守望相助的关系是迫出来的，前提是一个人如不依靠家庭及社群关系就不易独立生活。住在围村里的人之所以关系密切，除了因为血缘关系外，还因为要团结起来与邻村争夺水源，还因为附近有山贼，不时会来抢掠，官兵又来不及保护，村民非组织起来自保不可。可是，自从工业革命之后，雇佣方式个人化，师徒式的行业帮会迅速瓦解，不靠社群关系，个人一样可以找到工作。加上报酬现金化，赚到钱之后，四处都可以买到生活所需的物资与服务。再者，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愈来愈齐备，以前靠邻里关系才能换取的安全感，都可以用更低廉的成本，由政府提供，以至大家都不肯再在邻舍关系上作精神及时间上的投资。

我曾与朋友讲笑，只要所有政府部门(包括警务处)，每月找一天完全不办公，邻里关系一定会得以改善，因为届时大家只好组织起来，以便有需要时，可以互相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