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达内撞出的窟窿

 

在2006年世界杯决赛中，法国与意大利队争夺冠军。这两支欧洲强队可谓势均力敌，胜负未卜。下半场结束时，双方踢成了1：1，需要进入加时赛。此时，场上的技术指数分析显示，法国队的技术指数高于意大利，而且已经掌握主动，随时有可能完成致命一击。许多球迷和赌球者在迫不及待地等着庆祝法国的胜利。

 

进入加时赛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第110分钟，意大利球员马特拉齐在防守的时候，拦腰抱了“法国灵魂”齐达内一下，双方分开，齐达内往前走了几步，神色平静――突然，被无数球迷和媒体誉为“优雅大师”、正在进行“大师告别演出”的齐达内，突然转身，用头朝对手胸口撞去，将其撞翻在地，结果直接被裁判用红牌罚下。这张红牌瞬间改变了场上局势，并直接导致了意大利队在点球决战中获胜。齐达内将大力神杯撞进了对方的球门，撞昏了全世界。

 

这个人的这一自杀性撞击，仿佛不是撞向对手，而是撞向自己，撞碎了他的被媒体塑造出来的完美形象，撞碎了大众对其辉煌职业生涯 “完美谢幕”的期待。他也一头撞向世界无数球迷的胸口，永远洞穿了他们的胸膛，同时留下了一个久久堵在世人胸口的谜团。

 

试图理性地破解“齐达内之谜”的人们，兵分几路，分别运用心理分析、人格分析，还有更为时髦的政治经济学的思维，寻找这一非理性行为背后的因果链条。心理分析派将其归结为复仇冲动，“因为对手对他说了一句有侮辱性的话”，事实上，这个理由虽然最容易被人接受，但也是最经不起分析的，因为对于一个身经百战的世界一流球员来说，赛场上对手的口头攻击从来就是战术的一部分，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地失去理智，显然与基本的职业素养不符。人格分析派忙着从中推论出此人的复杂个性，乃至法兰西的民族特性，接下来还要探讨法国的食物与法兰西民族特性的关系。权力分析派则将矛头指向世界杯的政治经济学（阴谋论和利益制衡术），这种分析方法的好处，是可以将公众的愤怒及时引向一个具体的敌人。

 

 

在我看来，齐达内的头，恰恰撞碎了必然性，也撞断了因果论的链条。他断然采取违背自己切身利益的举动，毁灭了串在一起的“共同利益”（个人及集体的业绩和巨额奖金、各种资本的投入、球迷的付出），撞碎了“我们共同的世界”,破坏了因果链条。电视直播的镜头，瞬间向我们展示了人类行为的无缘无故、难以捉摸、不可思议的一面。出人意料的是，事后，越来越多的人表现出对他这一行为的理解，甚至是“感同身受”。这说明，不是齐达内这个“特例”对正常人构成了一个谜，而是这个踢球的司芬克斯，瞬间向我们出示了一个人性的谜题。

 

无论是在目的、利益至上的世界杯赛场上，还是在理性世界的价值体系中，似乎没有什么比用理性的方式来争取个人与集体的“合法利益”更有说服力的了。体育比赛中的利益体系，包括个人及集体的职业成绩所创造的价值（交换价值和符号价值），对于消费者（观众）的经济与情感投入的回报，最终完成对于运营商和广告商投资的回报。这种多边的合法利益，形成了一个因果链条，串起了一个不可拆分的“我们共同的世界”。它为身体的各种行动提供依据和意义，也时刻规训和限制着球场上的自由身体。一个自由身体的游戏，像一个无法自主的孤儿一样，被托付给了数理逻辑这个貌似全能的保姆。

 

理性总是孜孜不倦地对人的“幸福指数”进行抽象和综合，然后将一种经过演算之后显得更精确也更安全的东西献给我们，用以代替个人的不可靠选择。对于齐达内来说，这个来自必然世界的礼物，就是媒体、大众和资本逻辑合力加给他的各种命名和光环。齐达内一头撞碎了这个光环，也撞碎了“我们共同的世界”。

 

 

 

何谓“共同世界”的利益法则？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来说，就是“热爱人类之士为人类幸福制订的全部体系”。理智和利益凌驾于一切之上，符合理智和利益要求的，就是理性的；以非理性的方式撞击这个理性支配的世界的，则是疯子（诗人被视为疯子的一种）。只有一种例外，就是以信仰的方式来超越理性世界的圣徒，但圣徒总是远离我们的视野。

 

理性世界的算术就是二二得四，二二得四就是一堵代表不可能性的坚硬石墙，拦在人的面前，蔑视和粉碎一切个人意志和非理性冲动。在《地下室手记》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用一种疯狂的、颠三倒四的语调，充分表达了对于理性以及人类理性能力的怀疑：

 

 

至于人为什么经常会干出违反自己利益的不可思议的事情，理性和必然性支配下的“利益”为何不能满足人类，地下室人尖叫着喊出了如下问题：

 

 

他接着逼问，何为“不能纳入任何分类中去的利益”，以及人在追求这种“根本利益”时所产生的任性和疯狂，是怎样撞伤必然性的墙壁的：

 

 

反抗理性的绝对统治，反抗“二二得四”的必然性，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生死之劫后，在中后期作品中集中探讨的重大主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选择二二得四，还是选择撞墙，就是选择做机器，还是选择做“活生生的人”。十四品文官们选择二二得四，诗人和疯子选择撞墙。撞墙可能会头破血流，但二二得四已经是死亡的开始。

 

《地下室手记》的叙事主人公，一个失败的、卑微的、发誓要躲在自己的阴暗角落里咀嚼耻辱、并宣称人类从耻辱中也能得到乐趣的人，不仅在无边的狂想中尽情嘲弄和攻击 “数理逻辑”统治的世界，而且付诸行动。在故事的结尾，发霉的地下室里好不容易来了一位年轻、清新、苍白的姑娘，一个不幸沦落风尘而又渴望爱的妓女。主人公“浸透了毒液的心”砰砰跳动。两个孤独的人互相倾诉，最后，似乎诞生了一种“令人恼火的”的爱。就在貌似出现了希望的关头，主人公突然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段羞辱这个姑娘的话，还侮辱性地塞给她一张五卢布纸币。姑娘哭着跑了，“我心如刀绞，肝肠寸断，永远、永远也不能平静地回想这个时刻。然而――为什么呢？”

 

“然而――为什么呢？”这个问题也突然找上了走在铁轨边上的安娜·卡列尼娜。安娜到车站来并不是为了要自杀，她是来接沃伦斯基的。她没有非自杀不可的理由：被禁止看儿子，对于一个曾在儿子和爱情之间做过多次艰难选择的女人来说，并非就到了绝境；沃伦斯基的热恋是有点降温了，但他们不是还互相爱着吗？她突然投身车轮下时，并没有下定非如此不可的决心――是决心的利爪突然攫住了她。非理性的冲动，就像轰隆隆而来的火车一样，瞬间碾碎了她。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抓住了顽强地将其逻辑推行到底的理性的疯狂，一贯代表文明和理性的完美结晶的托尔斯泰，则在他的艺术世界里，“身不由己”地揭示了人类的行为和决定中非理性和无意识的侵入。

 

“然而――为什么呢？”这个问题又找上了刚死了母亲的莫尔索。加缪小说《局外人》中的主人公莫尔索，一个对母亲的死都表现得无动于衷的冷漠的“局外人”，一个有一套自己抱定的生存哲学和行为方式的人，在海滩上行走时，突然开枪打死了一个不相干的阿拉伯人――仅仅因为“阳光太刺眼了”。这个看似荒谬的心理细节，现代人不会感到陌生。我们在自身的和身边的现实中，经常会邂逅这种非理性的冲动。类似的荒诞“枪声”，难道我们在现实世界里领教得还不够吗？

 

许多犯罪案件之所以成为一个心理学上的谜，在公众和媒体中引起广泛争议，而且让不相干的人们在很久之后都“内伤”难愈，任何时候想起来都会头疼、顿时觉得熟悉的世界一下变得陌生和不安全，往往是因为罪人的犯罪动机缺乏可以理解的理性依据，有的甚至是无动机、无意义。而司法制度是理性的化身，它只面对“犯罪”而不面对“罪”本身，它没有责任面对人的心灵和人类复杂的精神现象，不承担救赎灵魂的责任，它只负责推理和判决，只为罪人的行为找到最相配的惩罚，所以它不允许庭审记录和判决书中，出现任何“无缘无故”和节外生枝。而活生生的人却总是节外生枝，“在某种情况下宁可希望对自己不利，而不是有利”，使得我们一向依赖的全部定规，瞬间化为乌有。

 

非理性对于理性世界的瞬间撞击，就像地下室人的尖叫和莫尔索的子弹，穿透二二得四的墙壁，粉碎一切可以依靠的外在屏障，逼迫人重新返回“无根基”的起点，重新面对“活生生的人”的司芬克斯之谜。

 

司芬克斯越来越健壮了，它在踢球。它的任意球随时会撞到我们胸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