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2月12日《南方周末》专栏)

      身价很高的好莱坞女星格温尼斯·派特洛在接受《哈泼斯娱乐》杂志采访时，向公众出示了自己不高的择偶标准：“他最好是高高瘦瘦的，有结实的肌肉，要善良正直、彬彬有礼、博学、风趣、机智、有艺术细胞。他不必迷倒每个人，但要有独特魅力。最重要的是，他还有良好的接吻技巧。”这个四有新人标准，几乎迎合了所有贪婪得很有品位的女人的梦想。如果在中国按照这个“四有”标准找男人，可能会找到四个不同的高等品种，但找不到一个“四合一”的。高高瘦瘦有结实肌肉的一般很贵，善良正直的一般很便宜，彬彬有礼的一般有权术细胞没有艺术细胞，博学的轻易不风趣机智。最重要的是，中国男人一般都没有或不屑于“接吻技巧”。

中国的优秀男人以前会干的事比现在多得多，从会打猎到会打仗会砍柴到会砍头会血谏会外交会采阴补阳会写小诗摸小脚；新时代以后会生活作风会整人会向领导汇报思想；如今会桑拿会伟哥会海归会CEO，历史就靠展示他们的才干和趣味的大事小事接龙下去。但中国的优秀男人会“接吻”吗？这个问题像火星的空气一样神秘。一个善良正直的男人不接吻，比如贾宝玉洪常青；一个邪恶的男人不接吻，比如西门庆黄世仁；中国的不优秀的男人更不接吻，比如武大郎。偶尔有一些既不善良也不邪恶之辈干一些“亲嘴摸屁股”的勾当，比如未央生之流，但亲嘴目标不在嘴，而是另有所图。勃起的舌头贪婪地绘声绘色地进行性的过程的排练或模拟，更接近于性挑逗或性侵犯（中国人称“亲嘴”）。在上个世纪30年代跟着电影、80年代跟着电视这些外来文化学会西式“接吻”之前，“亲嘴”究竟是不是中国男女欢爱过程中的规定动作，似乎没有人通过合法的渠道传播这一知识。

亲嘴（请用各地方言发音或转译），无疑是“前现代”性爱的一部分，它直接指向性，因而属于禁忌的部分。因此，该动作一般在私人场所进行。所以，我们从来看不到德高望重的中国父母在孩子面前亲嘴，当然也看不到孩子们在父母面前亲嘴。偶尔在婚礼上会看到当众“亲嘴”的情形，那是新郎和新娘对众多捧场者的回报，为了感谢乡亲们的盛情，他们当众表演模拟性爱，以最低成本满足群众的意淫。我们第一次见到“接吻”，无疑是通过西方电影。在某座桥上或铁轨边，接吻拉响了伟大战争的警报。在教堂举行的结婚仪式上，接吻收割了亲朋的掌声和鲜花。这种波澜壮阔的“接吻”，对中国式的 “亲嘴”构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它是来自肉体的一次暴乱，它在肉体和精神上改写了“爱”和“性”的性质，其根本区别就在于空间的改变——由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这一改变将原始性爱的“亲嘴”，变成了现代爱情的“接吻”。

更重要的是，这种场所的变化同时支配了肉体语言。在原始“亲嘴”里，性别因素占据了主要地位。嘴唇是一个女人，舌头是一个男人；嘴唇是防卫性的，勃起的舌头是进攻性的，它们构成了战争的紧急状态。而在现代爱情的“接吻”里，器官的性别界限模糊了，它们不是处于战争状态，而是平等或尽力表现平等的对话状态。

性属于物种遗传，人人无师自通，“亲嘴”谁不会？而“爱”是习得的，因此需要教育。这种教育仅靠看点美式法式韩式文艺片是不成的。首先需要那些不会“接吻技巧”的大学教授所提倡的“人文精神”教育，也就是学会全身心扑上去地“爱”，而不是只想到占有和交换；其次是要让嘴唇有一定闲暇，不要整天忙和。比起任何一个带骨头的器官，比如后脑勺背和腿和脚，中国男人不带骨头的器官，比如嘴唇和舌头，实在太忙了。喝酒、耍嘴皮子、吐痰、品茗、吸烟、叼牙签（正版广东男人可以一边嘴角叼牙签一边嘴角吸烟）、骂人、诉讼、拍马屁……就在这众多高难度的器官杂技中，嘴唇们好不容易获得的一点 “爱”的功能，又一次遭到了全面围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