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童年生活的乡村，最激动人心的事件，一是捉奸，二是兄弟打架。前者散发着黑夜世界的莫名骚味，后者则让白昼世界一片猩红。它们的共同之处，是让事发家族那些无辜的男女，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像去了势的公鸡和母鸡。比较起来，各自成了家的兄弟发生恶斗，比出了奸夫淫妇更令家族蒙羞。奸夫淫妇好办，因为处置它代表了正义对邪恶的处置。兄弟相斗就麻烦了，人们常常无力处置。只见他们的父母呼天抢地地嚎叫：“冤孽呀！”仿佛从中看出了家族衰败的征兆。在众人的眼里，兄弟相残的结果是伤是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相斗之时的肃杀之气，就像一股妖气掠过宗族的头顶，给所有人的心灵投下一道可怕的阴影。

　　在家族的天真幻想里，所有的兄弟都应该变成“葫芦兄弟”。在这个风靡亚洲大陆的童话里，七个各藏心思和弱点的兄弟齐心协力，合成一只无坚不摧的“金刚葫芦”，最后战胜“蛇精”（照例是母的），将中国乃至整个东方社会的兄弟神话推到了巅峰。

　　“葫芦兄弟”正是男性器官的代名词。故事高潮处，巨大的七色葫芦山峰直刺云端，像一排勃起的器官。“葫芦兄弟”的神话，既是团结一致的家族伦理神话，也是雄起和攻击的男性神话。前者是消解或改造欲望的集体话语，后者是展示欲望的个人话语。个人的欲望只有与家族的欲望合而为一的时候，才能显示其意义。二者一旦发生分裂，兄弟相残的时刻就降临了。

　　兄弟之间只有相互转让自己的欲望和个性，才有可能变成“葫芦兄弟”。一个极有个性的人，比如张飞，在桃园说出“我愿意”的甜蜜时刻，完全丧失了个性。他那一点可怜的个性，只有在刘备哥哥的伟大事业中才能得到称颂。宋江哥哥只要说一句“我不是你哥哥，你走罢”，李逵就软了。古典小说对兄弟关系的反复模拟和演练，缝合了现实中兄弟关系的伤口。兄弟相残的惊悚或悬疑故事，在二十四史的黄金时段不断重播。兄弟之爱像初恋一样短暂，兄弟之恶像黑夜一样漫长，兄弟之血比他人的血更鲜艳更能刺激欲望。

　　最具鉴赏价值的兄弟相残故事，是曹氏兄弟曹丕曹植。“如果你能在七步之内写出一首以兄弟为题但又不许出现兄弟两个字的诗，哥哥就不杀你”。在这里，杀戮以童年游戏的形式进行，像一场天真的恶作剧。哥哥以剑，判决了弟弟的命运，弟弟则以诗，宣判了两人的命运：同归于尽（“煮豆燃豆萁”）。哥哥是现实王国的胜利者，弟弟是游戏王国的胜利者。兄弟俩在一种只有游戏才能创造的想象的平等中，迅速瓜分了两个王国。而游戏并未结束。最后的悬疑是：谁是点燃“豆萁”的无形之手？

　　两个乖孩子，一个种地，一个放羊，相安无事。交作业的时刻到了，“爸爸”（上帝）选了弟弟的羊，不要哥哥的谷子。哥哥吃醋，杀了弟弟。“爸爸”生气，惩罚哥哥。在亚伯和该隐的故事里，“兄弟的血”开启了浇灌大地的罪恶源泉，似乎不是人，而是大地在索要这甜美的琼浆。既然兄弟不分彼此，为什么爸爸要选这个不选那个呢？不为什么。在基督教文化里，兄弟相残是人的原罪之一，只有通过惩罚和忏悔（爱）才能解决。与东方文化的纠错系统不同的是，惩罚和忏悔的前提是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出现，而不是通过家族（或别的单位）这种表面的共同体来进行压抑。

　　“兄弟”一旦变成“兄弟关系”，血肉一旦变成伦理，哪怕只有两个人，也不再是一个人与一个人的关系，而是公共关系。观众出现了。表面上看，有教养的观众们对于演出秩序的要求好像抑制了竞争，实际上反而刺激了兄弟间的竞争。在一个不斗牛的国度，撩拨和观看兄弟（或虚拟的“兄弟”）之间的争斗，正是许多人的隐秘乐趣之一。

　　兄弟关系是男人之间最伟大的关系，有时也是最卑贱的关系。那种童年记忆中的你一挨揍我就大哭，我一大哭你就发烧的爱，是火星上的拥抱，坟墓中的乌托邦。在酗酒的时候、撒欢的时候、倒霉的时候、逃亡的时候、撒娇的时候，为什么中国男人最爱说的台词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兄弟们哪，莫非真正的兄弟就像那种只有死掉一个才能解决的爱情？

（2004年6月3日《南方周末》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