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大清道光二十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给中国社会的触动是不大的，《南京条约》签订完，大家以为这件事就完了，歌照唱，舞照跳，日子和以前一样照样过，大家既没有觉得改革有必要，更没有觉得向西方学习有必要，英国人的火炮、战舰、数学，他们认为都来自我们中国的老祖宗，虽然我们战败了，但是也没有必要学习这些西方蛮夷。

  真正震动中国社会的是1860年，大清咸丰十年的庚申之变，大清帝国上上下下是亲眼见到了北京城落到了英法联军之手，皇帝跑了，联军五六百人从安定门进城的时候，时任礼部精膳司郎中的刘毓楠在日记中记载“我兵跪迎，观者如市”。我大清八旗兵是跪着迎接人家进来的，老百姓都围着看热闹，没见过洋人。恭亲王奕是亲眼见到了圆明园被烧，他给承德的皇帝哥哥写报告说“痛心惨目，所不忍言”，“目睹情形，痛哭无以自容”。也是在同一时间，三十岁落榜的江西士子陈宝箴也是亲眼看到了圆明园的大火的。

  在大清那代人的集体记忆中，普遍将这一事件称为“庚申之变”，但是没有人将1840年那场战败称为“庚子之变”，“庚子之变”指的是后来的义和团事件，可见“庚申之变”给中国人的刺激是巨大的，庙堂与江湖之间普遍认为，原有那套制度根本维持不下去了，我大清必须改革开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