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余华的小说名字〈活着〉两个字，可以概括的是绝大多数生活在底层的中国人的存在状态，在生存本能的支配下熬过每一天，卑微甚至卑贱的混口饭吃。这是个“不要脸”的时代，无耻与忍受屈辱是强势与弱势全体各自偏向的生存法则，可人都想活出一张脸，自尊的活着，于是在生存的困境中，“要脸”，还是“不要脸”是一种很现实，又很尴尬的选择。当面对“嗟，来食”这样的施舍，就是是“食”还是“不食”，一个人不食用，但担当起养家糊口的责任时呢？道理永远讲得通，难在是每种情景下我们怎么活过来。

在中国的反映社会底层人生存状态的影片中，中国的导演似乎集体无意识的塑造出那种“一根筋”式的偏执的小人物：秋菊就是“要讨个说法”，魏敏芝就是要“一个都不能少”，《十七岁的单车》中的小贵就是要满北京的找回丢失的自行车，这究竟是底层小人物性格的“闪光点”，还是一种深层的生存悲剧？

艺术的典型性也许就是对某个生活片断的预言，是某种情绪的真实描摹，对这部电影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最后小贵扛着那辆被砸的变形的自行车，走在洪水般的城市人流中，那变形的自行车是他拼尽全力也呵护不了的梦。

我们远离家园，来到沙漠般浩瀚的城市，我们放弃自尊，忍受屈辱，只为圆一个卑微的梦，可是我们最终失去了自尊，却还来依旧是破灭的碎片，人，本身就是尊严，可什么时候能够不失尊严的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