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存昕：感染每一位感染者，他们不用再隐姓埋名

拍《最爱》时，濮存昕对参演的二十多位艾滋病感染者有一个承诺：带他们去看上海世博会。但因为前期联系的临时性，以及世博会方面担心自己的医疗、接待条件不足，没有答应。各方来回商量了一个月，最后给包括艾滋病感染者、志愿者在内的四十多人，开辟了绿色通道，让他们高高兴兴地参观了世博会。

做了多年防治艾滋病宣传员，濮存昕见过许多像《最爱》里得意和琴琴那样的爱情。他遇到一个女孩，男友吸毒染上艾滋，她鼓励他戒毒，但他一直戒不了。女孩不信毒品戒不掉，她想给男友做榜样，自己也吸，结果染上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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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爱》里，濮存昕演的“血头齐全”被删了很多戏份，包括原来的剧本里齐全鼓动全村人卖血致富的场景。但濮存昕更在意的是，是否能在真实生活中，让艾滋病感染者不再受到歧视。 （片方提供/图）

濮存昕还在一个医院见到一对夫妻，女人当时快死了，丈夫坐在边上不说话。其实是丈夫不幸先感染了艾滋病，后来把妻子感染了。家里穷，两个人只能一个人服药（当时我国“四免一关怀”政策还没完全落实），妻子说服自己：丈夫是顶梁柱。她拒绝服药，把家里仅有的钱和治疗的机会留给丈夫。“等到我再打电话的时候，妻子已经死了。她没什么文化，可她能够作出这样的牺牲，承担这样的灾难。所幸他们的孩子在药物干预下，没有成为母婴传播的受害者。生活中的这些事，远远超过电影。”

濮存昕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十年来，中国政府在艾滋病的宣传、预防和治疗上成就很大，药品基本由政府无偿提供，艾滋孤儿的生存和教育问题也基本解决了。他现在惟一担心的是，艾滋病人的就业和社会歧视。

整个社会在反歧视上没有太大改变，绝大多数艾滋病携带者还是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生存、生活、求学、就业这些基本权利无法实现。

濮存昕曾在辽宁见到一个孩子，因为母婴传播被感染，十岁了，学校把他隔离在校外一个小院，由一个老师单独教他，成了“一个人的学校”。孩子有个心愿，能和老师、同学一起在学校操场上唱国歌，看升旗。濮存昕专程去说服了学校和学生，尽快让这个孩子和同学们一块上课，一块玩儿。但当他离开后，孩子再也没有享受到这种“平等”——没多久，孩子死了。

濮存昕不断呼吁消除社会歧视、关心艾滋病人：“因为他们本身必须得到尊重，也因为解决就业对全社会有益。目前我国医学专家估算，中国感染艾滋病病毒人数约在65万左右，而来自医院的检测记录上只有二十多万。还有三分之二的感染者害怕社会歧视。艾滋病感染人群其实是‘防艾’的重要合作力量，必须要让他们参与进来，我们要感染到每一个感染者为止。”在今年的政协会上，濮存昕提交的提案是，要求在国家公务员体检条例上，把艾滋病携带者列为可录用范围。截至目前，该提案尚未收到回应。

我是卫生部的无偿献血形象大使和防治艾滋病宣传员，我当时看剧本，齐全是“血头”，把献血当生意做的，而在艾滋病感染者中，“血头”真是被人家恨的。演这么个角色，我担心会和我这两个身份冲突，所以问卫生部。卫生部领导回复说，这是个艺术作品，在艺术创作上没有问题，能宣传“防艾”意识是非常好的，只要你对这个角色感兴趣。我当然是对这个角色感兴趣的。

长卫找我这么一个形象去演，也不仅是要演一个坏人。齐全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是今天随时可见的人。特别是在当下社会，什么三聚氰胺、瘦肉精……这些假冒伪劣事件都体现出人的唯利是图，在这样一个价值观混乱的时期，齐全这样的人我们见得多了。

齐全的出发点只是想发家致富，但他目中无人、唯利是图，对乡亲们趾高气昂，伸手能打小女孩，表现这个人物，对社会是有入木三分的警示作用的。

我觉得按照顾长卫原来的剧本和原来的角度去剪接的话，可能会更好，它更像是我们今天电影中奇缺的那一类，就是对社会、对人性给予巨大的关注。

原来还有很多魔幻的结构和情节，一听都会毛骨悚然。比如电影前后出现蝴蝶飞的画面，还有满胡同全是白对联，还有齐全在河滩挖坑舀水，说血是老天爷给的银行，然后一转身，手上堆满了钞票，这一部分戏没有了。

电影最后，齐全骑着摩托车跟他爹吵架的那场戏，我扭头骑着摩托车就走，我爹就抓着摩托车，把他拖了20米远。他一松手，摩托车不见了，再爬起来一看，摩托车在一个枯井边，轮子在空转，人没了。这时候我已经在井底下了，倒栽葱，旁边就是那个帽子……都剪掉了。

没有办法啊，这就是电影，在舞台上不会有这样的事情。现在剪切了大概三分之一，基本以爱情为主线的，社会思考部分的东西拿掉了一些。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现在我们很努力在推这个片子，影片上映了一个星期，票房也一直停在四千多万元。如果影片不按照商业路线去做，不做成爱情片，恐怕商业上更难。我们只能提供这样一种社会视角，给更多的观众提供思考的可能。

导演要承受的东西太多了，一个剪接后期就得弄一年多，太难太难了。长卫的不容易在于，《最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村题材电影，背景是在农村，但电影很时尚。同时他对人物的解释，这些角色给予观众的启迪不仅是面对农村观众，而是所有的观众，他是在用自己独特的视角，来反映社会的变迁，呼唤价值观的回归。

找章子怡和郭富城来演农民，让那么多明星来演，一是市场因素决定的，二是这部影片需要有演技非常好的演员们，让观众感兴趣；三是他在影片中在改造演员，把明星改造成作品中的人物。导演用自己的耐心，改造我们，也让我们去贴近生活，我要向顾长卫致敬。

（以上楷体部分为受访者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