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你们在一起 《魔术外传》·《最爱》·《在一起》

20年前这里的卖血生意很红火，村长也当过组织大家进城卖血的“血头”。如今村长家大门对面，刷着防治艾滋的标语。2007年，杨薇薇由一个“特别要感谢的人”带着，走进了这个艾滋村。她是电影《最爱》的编剧之一。

寻访中她听到一个十足魔幻的细节：当年农民在地里干活，就有血头带人来采血，500毫升给五六十块；农民卖完血头晕站不起来，血头就把他两条腿拎高，让血往头上流，于是就不晕了，接着下地干活。

在电影里，濮存昕演的血头赵齐全在娘娘庙村开了采血站，他和他弟弟，郭富城演的赵得意，就是这样把抽血抽晕了的半盲艺人二骚的两条腿高高地拎起来。但是观众在电影院里看不到这段戏，因为影片“太长”，从150分钟变成最终的100分钟后，许多魔幻的场面都不在了，包括赵齐全变的魔术。电影的名字也从《魔术外传》变成现在的《最爱》。

从相中故事、创作剧本，到《最爱》上映，中间已是四年光阴。很多次，导演顾长卫想过能不能放弃，终于还是割舍不下。他对这个故事有着难以言说的感受，“必须让它以电影的方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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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假艾滋患者在电影《最爱》里过着真日子 （片方提供/图）

“本片取材于1990年代初”

2007年，顾长卫遇到《最爱》的原始故事，喜欢，激动，但随即本能地想“能不能不拍，能不能别惹”。他知道这个故事会很棘手。事实恰如所料，2007年底，顾长卫和编剧言老施、杨薇薇完成了剧本，2008年初开始筹备。这年开春，选定了外景地，北京西郊门头沟区斋堂镇一个名叫灵水的小村子。正筹划着搭建电影里的学校，剧本立项搁浅，剧组解散了。

“电影立项，剧本得在电影局备案。原则上大部分看提纲，少数的受到重视的要看剧本，我这个当然是受到重视的。”顾长卫说。

剧本过不了关，顾长卫在这边和另两位编剧反复修改调整，那边电影局也请了卫生部的专家“把脉”。顾长卫介绍说：“通常电影的故事如果涉及某个专业领域，电影局会推荐给相关部委，比如涉及少数民族、宗教，就会送给民委、宗教局，涉及重大的公安题材，送到公安部。”《最爱》的剧情事关公共卫生和疾病控制，转到了卫生部。“上上下下相关部门的领导和专家都开了咨询会。他们觉得特别有意义。”

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简称“国艾办”）和卫生部宣传中心的介入，给电影立项带来转机。他们对影片内容的意见并不多，最主要一条建议是明确片中故事发生的时间。观众现在在电影院会看到电影开篇时的字幕：“本片取材于1990年代初”。

“他们很了解情况，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国内外公众原则上还都不太知道艾滋病的概念。美国是1981年公布第一例艾滋病。国内基本是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公众才开始广泛了解。他们觉得时间概念的设定，会有助于大家去了解或者接受（这个故事）。”顾长卫说。

电影里娘娘庙村的村民也不知道“艾滋病”，他们把卖血感染的病叫作“热病”。得了的，知道自己日子不多了；没得的，知道要远远躲开得病的人。

公众“谈艾色变”在现实中给艾滋病防控带来极大的困难，因此是国艾办、卫生部尤其关心的问题。“而且跟20年前不同，那时候有的村庄里出现了相对集中的感染状况，因为血液污染造成；现在的感染者更多分布在城市，并且向普通人群蔓延。”顾长卫与卫生部专家开了好几次咨询会，这也催生了《最爱》的姊妹篇：纪录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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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艾滋病”相关的全家福，三位艾滋病感染者在纪录片《在一起》里拍的假结婚照； （片方提供/图）

寻找双面人

2009年7月，纪录片导演赵亮正式为《在一起》工作。他的任务是寻找艾滋病感染者，请他们参加电影《最爱》的拍摄，同吃同住，一起工作；如果真有才能，甚至可以当主演。

通过一位NGO人士介绍，赵亮进入网络上若干个聊天群。他面对的是一群“双面人”，“在现实里他们可能就是你的朋友、同学、同事，只是中午上厕所的时候，或者晚上下班的时候，他们要偷偷去吃药。”65万感染者的官方数据，赵亮觉得太保守，“这是一个隐形的群体。他们内心的痛苦没法在现实生活里纾解，只能在网上释放，这种双面生活给他们心理上精神上带来的负担，比物质上、身体上的困扰更难受。”

电脑前的交流很顺畅，赵亮和几百个感染者交流过，不少人对拍电影有兴趣，但一问到是否愿意出镜，大多数都退缩了。纪录片里出现了一个女孩，她喜欢明星，来到剧组，执行导演张进战确认她愿意参加拍摄，吩咐她换上衣服当群众演员。赵亮在纪录片摄像机后边提醒她，你的脸会出现在前景，将来电影是要全国上映的。女孩犹豫，改了主意。

赵亮在网络上接触的感染者几乎都是青壮年，如果让身边人知道了自己的状况，有工作的会丢工作，没工作的更难找到工作，隐匿首先是为了生存。名为“浮萍”的网友告诉赵亮，他在医院检出HIV阳性，自己还不知道结果，医院先通知了单位，单位叫来了家人，于是全都知道了。“研究生考上了也不让去，到现在通知书还扣在那儿。”“浮萍”在QQ上说。

《在一起》的片末，赵亮在南昌街头拍下一位感染者的“行为艺术”。这个打工仔受香港一位感染者启发，在街头挂出横幅，亮明身份寻找拥抱。影片里一个年轻的姑娘拥抱了他，一个老太太也拥抱了他。还拍到一对斯文的夫妻，“看上去像是大学老师，给他拥抱和鼓励，特别好。突然看到摄像机在远处，他们过来说，千万别把我播出去”。赵亮猜测他们肯定也是感染者，他剪去了他们的影像。

拍摄这部纪录片的过程里，赵亮的感受是普通百姓对感染者相当宽容，歧视反而更多地体现在医疗机构。“不是他们不懂常识，他们当然很专业，而是因为社会在道德层面对艾滋感染者的污名化。比如在中国的体制里，同性恋、性工作者都是不道德的，官方媒体上也不能说；各种传播途径里，性传播是现在最厉害的，性需求活跃的人群，包括许多年轻学生，都成为感染的高危人群，甚至有人恶意传播。”

天天与感染者接触，赵亮有一个最大的感受：“我觉得是一个好处——他们突然会计算今后的时间。其实很多感染者用药以后，寿命跟正常人是差不多的，但他们会认真计划余生。我们却不会这么做，觉得死亡没那么近，其实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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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顾长卫左右是以前影片中设想的转世小“得意”和小“琴琴”扮演者。 （片方提供/图）

如果这张脸能换来理解……

2009年春天，顾长卫的剧组又开始了影片的筹备工作，而剧本真正通过立项，是2009年底的事。2010年早春，电影正式开机时，赵亮找到了6位艾滋病感染者参与《最爱》摄制组的工作。最终有三位在纪录片中以真面目示人：为剧组担任灯光替身的老夏，扮演赵齐全儿子小鑫的胡泽涛和胡泽涛所在“红丝带小学”的生活老师刘老师。

顾长卫请来卫生部的专家，在开机前专门给剧组二百多工作人员讲解艾滋病传播途径，尽可能打消大家心里不必要的疑虑和担心。讲解之后，剧组还是走了好几个人。

“缺少准确科学的知识才会谈艾色变。”顾长卫的妻子蒋雯丽在2002年就成为国内第一位女性“防治艾滋病宣传员”，因此他也早有知识储备。“艾滋病无法根治，但高血压、糖尿病也是终生服药；艾滋病容易传染传播，但也不比结核病、某些类型的肝炎更容易传播，所以根本没有那么可怕。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是不承认的。”

影片拍摄过程中，顾长卫还请来专家“坐堂”，在拍摄地为剧组人员当顾问，回答他们在拍摄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比如说手出血了，胡泽涛哭了，流眼泪了，或者他出汗了，会不会传染？夏天了，蚊子咬完他，又咬我，会不会传染？”

纪录片里的一幕事实上有点让人捏把汗——胡泽涛捏着手指头找刘老师，说是扎了根刺，一旁的服装师带着针，二话不说就过来帮他把刺挑了。“服装阿姨手也挺糙的，也许有破口，按理说可能不该这么做，其实（感染）几率也非常小，”赵亮说，“我也问她为什么，她说根本没考虑那些，随手的事。那是一个善意。”

剧组的共同生活像一个实验，把“艾滋病”、“感染者”这样的符号，变成有血有肉的现实中的人、生了病的人。

老夏最初不同意露脸。他有个孩子，正上高中，他怕上了电视，孩子的同学知道了瞧不起他。因为病毒产生耐药性，他提前离开剧组回家换药，告别的时候热泪盈眶。赵亮一直跟他保持着联系，询问换药的情况，找医生给他检查和指导。2010年10月，纪录片后期都快结束的时候，赵亮和老夏打电话，无意聊到“剧组里主要人物都遮脸，片子实在有点没法看了”，老夏说，如果用我这张脸，能换来大众对我们这些人的理解，我就不遮了。老夏因失业进入剧组工作，现在他仍然没有找到愿意接纳他的单位。

《最爱》公映之前，《在一起》在新浪网举行了网络首映，此后在网上长期免费放映。“坦率地说，我们几个人还有点担心。”顾长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在摄制组是挺好，可电影拍完就散了，他们还是要回到自己的生活中。他们做这件事，是为了感染者这个群体，也是为所有人——感染者和非感染者，我们是没有选择的，我们都在一起。如果他们因此遇到了更多的麻烦，我觉得需要更多的人来帮助他们，也是帮助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