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两会上，省人大代表段云龙提出了一个大胆设想：“将昆明全市的优质教育资源打散，不再设立任何名校，将名校里的老师分配到全市所有中小学校中，让每一个孩子都享有在家门口入校，并接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

段云龙代表提出这个设想的语境是，如何给中小学生减负这几天成为代表、委员和坊间热议的话题。有老师和学生家长表示，想上好大学，就得先上好中学，而想上好中学，就得靠成绩说话。因此“减负”迈不过“择校”这道坎。

老师和家长眼中的“好中学”，就是所谓“名校”。引起择校热的原因很多，而名校的存在是一个显性的原因：一座城市将学校分为名校和普通学校，而从升学率上看，读名校是通往重点大学的终南捷径。择校其实就是择名校，若无名校，择校也就不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设名校”堪称治理择校热的釜底抽薪之计。

名校的存在当然有其正面意义，比如可以树立榜样作用，以先进带动后进。但在应试教育体制积重难返的大背景下，名校的弊端日益显现。名校对教育生态的影响，可依据它是如何形成的来判定。如果名校是指在教育资源相当、政策相同、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办得比较好的学校，它对教育生态环境的影响就是积极的；如果名校是由于政策倾斜、教育资源获取不均等而产生的，那么它对整个教育生态的影响就是负面的。而现在，各地名校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名校，大多属于后者，客观上这些名校的存在对教育生态起到了消极的作用，择校热即为表征之一。

与择校热如影随形的还有择校乱收费，无形中加重了学生家长的经济负担，使“义务教育”名不符实。另一方面，择校使得所谓“好学生”和富裕家庭的孩子可以享受更加优质的公共教育资源，从而加剧了教育的不公平。凡此种种，名校都难辞其咎。

段云龙代表认为择校“是一个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可谓一语中的，因此他建议将优质教育资源打散，不再设立任何名校。但建议虽好，却是一件知易行难的事情。所谓“将优质教育资源打散”，既包括学校基础设施建设等硬件的打散，也包括优质师资力量等软件的合理调配。此外，“去名校化”还有赖于教育评价机制的公平合理。

很多名校并没有挂“名校”的牌子，并非政府“加封”，而是民间公认，因此不能靠行政命令“取缔”。而名校之所以成为名校，在当下语境中，往往基于名校有名师，这些优质师资力量可以帮助学校维持较高的升学率，因而受到学生家长的追捧。某种意义上说，家长择校也是在择老师。近年来，一些地方为均衡优质教育资源，要求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在校际之间进行刚性流动，但推进得很艰难，原因在于教师个人的人生规划、职业归属感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名师为何集中在名校？皆因名校可以为名师提供较好待遇，因此才能吸引和留住人才。日前民进云南省委建议提高农村教师待遇，农村教师收入可比城市教师高500元至1000元。笔者认为，这个思路可为“去名校化”提供借鉴。那些甘愿走出名校到一般学校任教的名师，教育主管部门可在工资、福利等经济待遇方面给予充分保障，使之不至于因为离开名校而利益受损。

名校之“名”还在于名校的升学率远高于一般学校，而升学率是家长评价学校好坏的最重要指标。本来，义务教育阶段属于“无差别”的学习阶段，所有孩子在这个阶段都应轻松愉快地完成学业，不该有升学压力，而现实是，原本要到高考才出现的残酷的升学竞争被大大提前了，十岁左右的孩子不得不面对没完没了的作业和考试。

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副司长王定华曾指出，目前城市小升初择校问题比较突出，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是要淡化过早的考试竞争。云南两会上，陈劲松、周文曙、罗永斌3位政协委员联名建议，除学业水平考试以外，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不得组织和参加未经市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各种统考、联考或其他竞赛、考级等活动；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班级不得公布学生的考试成绩和按成绩排列学校、教师、学生名次——笔者认为，这些旨在改良现行教育评价机制的建议有助于“去名校化”。形形色色的评比、定级、排名，看起来是在激励学校办好教育，实则扩大了学校之间的差异，加剧了人们的择校焦虑。而当分数、升学率变得无足轻重时，名校之“名”也就无所依托。

择校热的直接原因是学校有差别，如果学校可以分出优良中差，人们自然会产生择校的欲望。用《道德经》中的话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大家都知道什么是“美”，什么是“善”，这就不美、不善了，因为人人都会去追逐“美”和“善”，就会起纷争，就会出现不公平。由名校之“美”导致的择校之“恶”，亦可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