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1月23日《共同关注》节目播出“袁隆平建议政府将浪费当成犯罪行为来限制”，袁隆平称应出台法规政策，把浪费当成可耻的行为、当成犯罪的行为来限制。

近日“舌尖上的浪费”称为坊间热议、媒体关注的焦点。有数据显示，中国人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一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两亿多人一年的口粮。日前有媒体报道，青岛某企业举行年终联谊会，席开25桌，宴会结束后记者发现，清蒸清斑、脆皮芝麻鸡、三丝鱼肚羹等菜肴都剩了大半，在主宾区用来招待银行和机关领导的大圆桌上，海参、鲍鱼原封未动，酒楼一位服务员在倒剩菜时心疼地说：“一条鱼顶我一周的工资。”

“舌尖上的浪费”触目惊心，对此，水稻专家袁隆平先生的感触肯定比一般人更深。袁隆平说，我国人多地少，水稻产量每亩提高10斤、5斤都很困难，可是很多粮食就这么白白浪费了。

袁隆平先生建议浪费入罪，其初衷肯定是好的，但他的表述不够严谨。浪费肯定是可耻的行为，但要说浪费就是犯罪，未免打击面过宽。浪费分为两种，一种是平民百姓挥霍自己的钱，一种是公职人员挥霍纳税人的钱。前一种行为，即便再触目惊心，最多也是个道德问题；而后一种行为，即便挥霍掉的钱较少，性质却完全不同。

2009年，全国人大代表赵林中曾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议修改刑法，设立“挥霍浪费罪”。我觉得这个提议比袁隆平先生的建议要靠谱，其一是，该罪名针对的是挥霍公款的公职人员，惩治对象比较精确；其二是，罪行不止于公款吃喝中的“浪费粮食”，现实中的挥霍公款还包括公款旅游、政府超标采购、市政工程重复建设等老百姓深恶痛绝的行为。

“挥霍公款有罪”的法理依据在于，挥霍公款从给公共财政资金所造成的损失上看，和贪污犯罪的后果是一样的，贪污公款要被刑责，浪费公款也没有理由逃脱法律制裁。从社会危害性上看，挥霍公款这种“不揣腰包的腐败”一点儿都不比贪污公款小——贪污犯罪只能偷偷摸摸地干，而挥霍公款则经常打着“为民办事”的旗号名目张胆地干，其影响更为恶劣。

挥霍公款固然有罪，但是有否必要为此专设一个“挥霍浪费罪”，仍然值得商榷。如果在刑法中增设“挥霍浪费罪”，首先面临的就是一个如何定罪量刑的问题。以公款吃喝“浪费粮食”为例，一餐吃掉多少钱才算是犯罪？就现阶段而言，很难有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所谓“公款吃喝”只是一个民间说法，官方语境中叫“公务接待”，而我们知道，并非所有的公务接待都是有问题的，只有公务接待超标才是问题。而什么样的公款吃喝属于公务接待？公务接待的“标”在哪里？现实中弹性太大。

所有挥霍公款的行为，实质上都指向财政预算制度问题。仍以公款吃喝为例，首先要厘清“公务”的边界，什么样的公款吃喝属于“公务接待”？其次要制定严格的接待标准，超出标准即为违法犯罪行为。所有这些都必须在财政预算中体现出来，公之于众并接受审议和审计。预算制度完善了，有了“不犯罪”的标准，才谈到上什么样的公款吃喝属于犯罪。此外，针对挥霍公款的行为也没必要叠床架屋另设罪名，公务接待名不副实或超标严重者一律以贪污罪论处，超标采购等行为则可以渎职罪论处。

至于民间的浪费行为，固然可耻，但毕竟属于“私权”范畴，不宜动用公权力“大刑伺候”，只能立足于道德规劝，并通过市场调节铺以适当的经济制裁。比如酒楼饭店可针对剩菜不打包、自助餐多拿少吃等行为加收菜金，用这样一些非强制性的手段提醒人们自觉树立勤俭节约的意识。

民间的浪费是个道德问题，道德问题用道德的手段解决。而政府及其官员的浪费多是挥霍公款，严重者属于犯罪行为，必须施以严刑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