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高考结束那一天，安徽芜湖考生沈飞在考点大门外看到了等候他的亲戚，甚至还有捧着鲜花迎接他的交警，唯独不见父母。原来，12天前的那个下午，沈飞的父母到学校参加高考家长会之后，回家途中不幸遭遇车祸，母亲送医后经抢救无效身亡，父亲至今还躺在医院的重症病房里。为了让沈飞安心高考，家人、交警和学校共同编织了一个善意的谎言，让他成为最后一个知道母亲去世噩耗的人。（中安在线6月10日）
    在医院，维持了13天的谎言终于被捅破。沈飞痛不欲生：“你们怎么能这样对我，我不想听你们说……”他把满腔悲愤尽情发泄到了参与编织“善意谎言”的亲友身上。在这个18岁的大男孩心里，见上母亲最后一面是比高考更重要的事情。
    无独有偶，几乎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西安。据《华商报》6月9日报道，西安女孩刘庆直到高考结束后，才知道她的父亲已于两个月前因病离世。
    类似的新闻还有，6月7日早8时许，长沙市一位母亲带着高考女儿过马路，母亲被一辆飞驰的汽车撞飞，倒在血泊中，生命垂危。在交警和路人的劝说下，女孩含泪答应参加考试。
    一切都是为了高考。在高考面前，生命轻如鸿毛，亲情退居次席。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排序中，高考无论如何是大不过亲情的。不要说高考（也就相当于封建社会科举考试中的童生试），天大的事情也比不上父母过世的重要性。在古代，无论你当多大的官，父母故去都要老老实实回家丁忧三年，这一权利连皇帝也不能剥夺。
    这几起“亲情为高考让路”的事件在网上引起了巨大争议。无论是那些编织“善意谎言”的人们，还是“含泪赴考”的长沙女孩，都受到了舆论指责。一个18岁的成年人，当然享有至亲离世的知情权；而长沙女孩在母亲生命垂危的时刻，怎能忍心弃之于不顾，毅然奔赴考场？纵然这些考生日后金榜题名，亦无法弥补亲情断裂所造成的巨大人生遗憾，此后的日子里，他们将长久陷入愧对父母的人性煎熬中。
    然而，我们又很难指责这些事件中的当事人“非人道”。长沙那位身受重伤的母亲肯定希望孩子放弃自己去抓住改变命运的机会，女儿很坚强地完成了考试，她一定会感到欣慰。同样道理，芜湖考生沈飞和西安女孩刘庆的亲友之所以故意隐瞒孩子亲人的死讯，说到底也是为了孩子的前途命运不受影响，也只有亲人才会这么做，这样的愿望值得尊重。
    父母过世或亲人处于危难之中，放弃高考是基于亲情和人性，而隐瞒真相让孩子参加高考同样是基于亲情和人性。在这里，人性面临两难选择。
    媒体将“为了孩子高考而隐瞒亲人死讯”称之为“善意的谎言”，我不能完全认同这种说法。这样的谎言，与其说是善意，不如说是无奈。而之所以屡屡出现隐瞒亲人去世真相的无奈之举，是因为我们的高考制度出了问题。
    高考业已成为绝大多数国人改变命运的必由之路，甚至是唯一通道。于是，“一切为高考让路”某种程度上成为全民共识，高考变成了“全民赶考”。有单位给家有考生的父母放“陪考假”；上海某小区的家长为了给孩子一个安静的复习备考环境，竟然毒死了小区池塘里的青蛙；南京家长自发组成“护考团”在考点拦截过往车辆，连自行车都不让通行……正常的工作输得起，社会公德输得起，亲情输得起，唯独高考输不起。
    一个好的制度，不会让人性陷入两难，它会鼓励人性中向善的一面。而现在恰恰相反，为了高考，可以不顾亲情人伦，可以放弃社会公德，可以打乱一切人间秩序。悠悠万事，唯高考为大。
    当然，不能说高考是个坏制度，尽管它积弊重重。到目前为止，高考仍是确保社会阶层有序流动最为公平的方式之一，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我们所需要思考的是，高考在制度设计上是否可以更人性化一些，或者说，高考要尽可能设计得不与人性中的善良愿望相冲突。比如，改一年一度的夏季高考为春秋两季；再比如，赋予高校自主招生更大的权利，让高考不再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如果高考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变“一锤定音”为机遇多重，无论考生还是家长就不会太在意一城一地一时之得失，高考的残酷性及排他性将大大淡化，因高考而引发的人性悲剧也不会年复一年成为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