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体育工作一大队汪成荣2005年被中国残奥管理中心聘为教练，他所带的两名运动员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上获得3金1银。2011年10月，中残联奖励汪成荣149.91万元。青海体工一大队随后要求汪上交奖金由组织重新分配，被拒后将汪停职。汪成荣表示，若奖金重新分配，自己可能只会得到20%。青海体工一大队队长杨海宁称：“他不肯交钱的话，我们还有其他手段。”（《新京报》3月1日）
    汪成荣该不该上交这笔奖金？绝大多数网友认为不该交。理由很简单：这笔钱中残联奖励给他个人的。汪成荣提供的一份名为《关于下发第13届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教练员奖金的函》中，中残联体育部说得很清楚，这笔钱是“教练员奖金”，而且，奖金由中残联直接打进了汪成荣的个人账户。因此，完全可以认定这149.91万元属于个人奖金，跟青海体工一大队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此外汪成荣称，在借调到中残联带队期间，他和单位从未就奖金分配一事签过任何协议，如果有协议他愿意上交奖金，可青海体工一大队就是拿不出有关奖金分配的文件。这个时候单位去找汪成荣要钱，于情于理于法似乎都说不过去；要钱不成还还将汪停职，并以“还有其他手段”相威胁，这就近乎于强盗行径了。
    事情的是非曲直看上去很清楚，可我们不要忘了，这事儿是发生在中国体育界，在这个领域，“个人奖金”这个看似很清晰的概念，从来都是一笔掰扯不清的糊涂账。
    理论上说，比赛奖金也好，争金夺银之后其他社会机构的奖励也好，都是以运动员或教练员个人名义发放的，问题是我们的体育搞的是举国体制，有机会在国内外比赛中获奖的体育人才，绝大多数是由国家、单位培养出来的。说句不怎么中听的话，中国体育从来就没有个人项目，都是集体项目。在这种国情之下，个人取得的成绩就不单是个人的，也是集体的，因此奖金也就不能完全归个人所有，必须“利益均沾”。
    青海体工一大队队长杨海宁提到奖金分配时，说了一句很招人恨的话：“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你以为这是一个人的事？多少人为你服务呢？原单位不派你出去，派个阿猫阿狗出去也一样的。”“阿猫阿狗”这个词儿太难听，完全抹杀了汪教练的个人能力和个人功劳，但“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却是奖金分配的潜规则，别说队里的领导、同事，上级主管机关，包括体工队扫楼道的阿姨，食堂掌勺的大师傅，真要理论起来，都有资格从你的军功章上掰下一块来。
    所以，“个人得奖、大家有份”就成为一种体制必然。个人和集体怎么分奖金？各个地方和各个运动队一般都有相关的内部规定，按照“成绩主要归功于集体”的原则，一般是集体拿大头，个人拿小头。青海体工队想必也有类似规定，只是这次碰到的情况比较特殊：汪成荣是借调出去代表别的运动队参加比赛拿奖的，并非代表本单位参赛拿奖。但在青海体工队看来，汪成荣从运动员到教练员，都是自己一手培养出来的，没有我青海体工队，哪有你汪成荣的今天？
    这么一分析，事情就越来越复杂了，青海体工队要求汪成荣上交奖金并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国外就没有这种麻烦事，人家别说体工队、运动队，很多国家甚至连体育局这种政府机构都没有，对职业运动员而言，从训练到参赛都是个人的事，奖金由运动员和自己的教练按协议分配，跟哪个单位都没关系。
    因此，如果体制不改变，一遇到特殊情况，这种分奖金的纠纷就很难避免。或许解决之道是，在制定奖金分配方案时，尽一切可能把各种有可能出现的情形都考虑进来，亲兄弟明算账：代表本队参赛获奖的怎么分，以个人名义参赛获奖的怎么分，借调到外队获奖的怎么分，地方政府奖励的怎么分，社会机构奖励的怎么分，商家赞助的怎么分……如此一来，体育就变成了分钱游戏，搞得铜臭味十足，哪还有什么体育精神？可这也没办法，谁让咱们是举国体制呢。

PS:
    这事儿现在闹大了。最新消息是，据新华网报道，“青海省体育局局长表示，将公正、公开、客观地对该事件进行处理”。俺的看法是，在现行体制下，这事儿根本就不可能“公正、公开、客观”地处理，无非是体育局长召集大家坐下来，关上门，泡上茶，商讨一个分钱的折中方案。最后的结果一定是：钱的问题上大家各让一步，汪教练拿得比20%多点儿，体工队拿得比80%少点儿，汪教练回单位上班。散会前局长交代一句：“这事儿对媒体要统一口径，就说一切都是按规定办的，原来的规定文件被扫楼道的临时工不小心当废纸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