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大概是世界上最小的“岛”了：它只有2.5平方米，里面有张铺了两层碎花小被子的婴儿床和一台显示为32.7摄氏度的保温箱；星星和彩虹不分昼夜地浮现在空中，尽管它们只是平面装饰而已……为防止弃婴在野外受到不良环境侵害、延长婴儿存活期，2011年6月1日，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在院门外建起这座“婴儿安全岛”，作为弃婴接收设施和临时庇护场所。（《中国青年报》2月29日）
    截至今年1月底，先后有26名婴儿被他们的父母遗弃在这座小小的“岛”上。这座“小岛”的存在，对这些襁褓中的孩子来说，无疑是一种幸运，至少，他们多了几分存活下去的希望。
    然而，福利院这样一个善举，却招致了不小的非议：有人认为，弃婴是违法行为，设置专门接收弃婴的设施，鼓励了不负责任的人做不负责任的事，会变相纵容弃婴行为，甚至会“坚定一些家长抛弃孩子的决心”，有可能间接导致弃婴数量增加。
    我不知道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是怎么得出“变相纵容弃婴行为”这一结论的，我只知道某种残酷的现实——有，或者没有“安全岛”，弃婴都在那里，一个都不会少。那些狠下心肠要遗弃亲生骨肉的人，他们总会想到办法扔下自己的孩子，正如石家庄社会福利院院长韩金红先生亲眼目睹的那样，“他们大多躺在纸箱或编织袋里，极易因寒冷或炎热导致病情加重。有的孩子被发现时，甚至已经遭到流浪猫狗啃食，身上还爬着蚂蚁……”
    如果这些无法改变被遗弃命运的婴儿自己能够作出选择，我相信，他们宁可选择被遗弃在“安全岛”上，至少这里还有一张床和一条被子，还有温暖和希望。因此，“婴儿安全岛”无论如何都是一个闪耀着人道主义光辉的善举。韩金红先生说：“我们改变不了遗弃行为，但可以改变遗弃的结果。”此言诚为大善——作为社会福利机构，也许无法改变一些狠心父母的想法，但可以尽最大努力改变这些无辜弃婴的命运。
    事实也证明，善因终有善果。设置“婴儿安全岛”之后，石家庄市的弃婴数量并没有因此而增多，“只是集中到一起了，这说明孩子的救助质量提高了”；截至今年1月底，“婴儿安全岛”发现的26名弃婴中，18名最终活了下来，而以往丢弃在福利院附近的弃婴，存活率不足50%。如果我们承认现阶段弃婴现象无法根绝这一现实，那么让这些弃婴获得更有效率的救助，不正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吗？
    我相信那些对“婴儿安全岛”持怀疑态度的人，其内心深处也并不是要反对福利院对弃婴竭尽所能的救助，而是认为这样的方式无助于弃婴现象的减少。但这已经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了，福利院已经做了他们该做的。
    说起弃婴，很多人会同声指责孩子的父母：既然现在忍心抛弃，当初为何又要生下他（她）呢？而在今天，这不仅是一个有违人伦天理的道德问题，更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然而，弃婴现象之所以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相当棘手的社会问题，就在于其成因的复杂性，有时候我们很难对遗弃亲生骨肉的父母作出绝对的是非分明的评判，因此纵然有法律之剑高悬，也难以杜绝弃婴现象的发生。
    诚然，现实中有因未婚先孕又不愿意承担责任而弃婴，有因“重男轻女”等落后生育观念而弃婴，但这些应该坚决受到道德谴责和法律惩处的弃婴行为毕竟只是少数，更多的情形则是，这些新生的婴儿患有各种难以治愈的先天性疾病或身体缺陷，而他们的父母因为贫困等原因根本无力承担孩子的治疗，如果“放在家里只能等死，扔到大街上也许还有救”，处在这种绝境之下，父母选择将孩子“遗弃”，我们怎么去评判这样的做法对孩子究竟是爱还是不爱？孩子是父母血脉的延续，无论孩子是美是丑，是健康还是身有残疾，不到万不得已，绝大多数父母都不会弃亲生骨肉于不顾，而当他们迫于无奈作出“遗弃”的选择时，我相信他们的内心一定比愤怒的旁观者痛苦一万倍。
    将孩子扔在大街上寄希望于好心人出手相助，或送到“弃婴安全岛”期待福利机构收容和免费救治，固然有希望延续孩子的生命，但孩子有可能从此变成孤儿，再也无法享受天伦之乐，无法有一个健全的人生。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政府能够对这样不幸的家庭给予制度性的救助，如果我们的医院能够对患有先天性重症或残疾的婴儿进行免费治疗，是不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很多孩子被遗弃的命运？
    每一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孩子，每一个孩子也都是国家的孩子。也许“婴儿安全岛”无助于减少弃婴现象，但却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启示：国家有义务给每个来到世间的生命建造一座安全岛，让他（她）有尊严地降临，有尊严地生活，最后有尊严地离开。这样做也许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但在生命第一、人道至上这些人类社会的最高法则面前，这样的付出终将被证明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