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为确保大运会安全，深圳警方开展“治安高危人员排查清理百日行动”，100天里共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被清出深圳。5月31日，东莞警方相关负责人在微博上首次对此作出回应：“深圳采取措施清查各类违法犯罪人员，不可否认会将一部分高危人群‘赶’至东莞。东莞警方已注意到这一情况，并已落实相关工作机制，进一步加大路面防控和治安复杂场所、地域的清查整治。”此外，有不少东莞网民抱怨近期东莞治安状况变差。（《广州日报》6月1日）
    深圳“清危”，“高危人员”都出逃了，深圳太平无事了，相邻的兄弟城市该抱怨了。果不其实，东莞警方就觉得很委屈：您那儿倒是没事了，把烂摊子丢给了我们。委屈归委屈，我估计东莞的公安部门一定会顾全大局——毕竟人家深圳在办大事，下次轮到咱们这儿办大事，再往他们那儿撵人就是；这段时间咱们增加警力严控，也算是间接为大运会作贡献。
    东莞警方的表态，除了“非常委屈”外加“能够理解”之外，还透露出一个信息，就是所谓“高危人群”在警方眼中确实存在，而且这绝不是深圳一地的看法。现在这些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主儿有一部分来东莞了，弄得东莞治安压力倍增，虽然没有大运会这样拿得上台面的理由将这些人扫地出门，但“严防”、“严控”甚至“严打”大约是免不了的，毕竟不能因为大运会搞得东莞社会治安一团糟。所以，估计这段时间“高危人员”在东莞的日子不会好过。
    如果每个城市都认为有“高危人员”存在，都采取跟深圳、东莞同样的做法，碰到事关城市颜面的大事儿就撵人，没事儿就严控，“高危人员”就会变成我们这个社会一道永远无法治愈的伤疤——毕竟“无正当理由长期滞留深圳”不等于“无正当理由长期滞留中国”，总不能把他们都赶到火星上去，还得留在咱们的国土上“消化”。这样撵来撵去，何时是个了局？这样的社会治理成本未免也太大了。
    其实，所谓“高危人员”本身就是个很可笑的说法。我们来看看深圳对“高危人员”的若干定义，基本上都属于“有罪推定”——什么“长期滞留深圳又没有正当职业的”，什么“昼伏夜出的”，什么“涉嫌吸毒、贩毒、销赃的”，什么“涉嫌卖淫的失足妇女”，什么“扬言报复社会有可能产生极端行为的”，什么“对群众安居乐业有潜在危险的”，凡此种种，没有一条可以证明这些“高危人员”是违法犯罪分子，所谓“高危”，纯系一种主观判断。即便这些“高危人员”中确有居心叵测之徒，只要没付诸行动，即是合法公民，任何公权力机构都无权歧视，更不能无端驱逐。这不仅涉嫌违宪，也有悖“无罪推定”之当代法治精神。
    不能搞“有罪推定”，说起来并不是现代社会才有的社会治理观念。早在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就提出“法治重行而不诛心”，即法律只能规范人们的行为，而不能不问其实际行动和结果，一味猜测其用心、动机以定罪责。而我们的一些城市竟然还有“高危人员”这种“诛心之论”，真真让人徒生“今人不如古人”之喟叹。
    诚然，所谓“高危人员”中，的确有“对群众安居乐业有潜在危险的”的公民，对这类公民如何管理，首要在于找到他们“有潜在危险”的原因，并从大环境上化解这些危险因素。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下中国，各个利益阶层的矛盾冲突呈加剧状态，地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贫富差距比较悬殊，就业现状不容乐观，这些都是造成社会治安问题的内在因素，社会管理者对此应有体察。
　　两千多年前孔子曾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在今天这个人口流动频繁的时代看来，孔子设想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大同社会可能过于理想了，但他提出的方法足以为今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