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进一步严肃换届纪律，畅通反映渠道，山西省纪委和山西省委组织部联合公布了260名各市、县（区）纪委书记、组织部长手机号码和电子邮箱。3月21日是山西省公开部分官员手机号码的第一天，据记者抽样拨号统计，公开的手机号接通率不足四成。山西省委组织部称公开举动并非作秀，接线官员则称骚扰电话多。（《新京报》3月22日）
    公开领导干部手机号码可以方便群众反映情况，是好事，可接通率不足四成，自然免不了作秀的嫌疑。笔者倒不觉得此举是在作秀，一者，将官员手机号码广而告之并非山西首创，这个“秀”制造不出多大轰动效应；二者，此次公开手机号码的官员，皆是山西各地的纪委书记和组织部长，属于专司各级官员升迁罢黜命运的两个要害部门的“一把手”。值此即将进行官员集中换届选举的敏感时期，公开纪委书记和组织部长的手机号码，其指向性相当明确——“为了防止换届选举时期的不正之风”。因此，笔者愿意相信山西省纪委和组织部推出此举的决心和诚意。
    然而，“接通率不足四成”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这其中，“骚扰电话多”大约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将山西省晋城市组织部长范丽霞3月21日下午接听的50个电话归类一下，大致有这么几种：一是“来电接通后对方不说话”；二是“非管辖范围的投诉”，比如拖欠工资、征地拆迁等；三是媒体记者打来的“抽样调查”电话。反映换届选举问题的来电几乎没有。
    笔者揣测，书记、部长们一开始都是热情接听电话、能够做到来者不拒的，可慢慢发现，打来的电话大多与自身工作职责无关，要么就是“试探性电话”，根本就没有什么正经事要反映，一来二去，官员们心里难免会有点烦。凡人都怕被骚扰，官员也是人，总接到这样的电话，影响心情不说，还耽误工作，于是便出现了记者调查中所称的“无应答”、“关机”等状况。
    但将上述来电一概称之为“骚扰电话”，笔者以为不妥。来电者一般不会没事找事、空耗话费去拨打官员电话，且不说那些投诉拖欠工资、征地拆迁的，以“来电接通后对方不说话”为例，恐怕更多地是出于一种好奇心，想看看电话到底有没有人接，接电话的是不是书记、部长本人。此可视为一种“另类监督”，目的在于检测官员有无执行上级命令、是否诚心听取民众呼声，并无恶意。官员既然有勇气公开手机号码，就要做好接受此类不寻常监督的心理准备。真正称得上是骚扰电话的，只能是那些无事生非、反映虚假情况甚至辱骂恐吓的恶意电话。
    客观而言，所谓“骚扰电话”的确增加了官员们的工作量，牵扯了官员们的精力，但话说回来，容忍一些“骚扰电话”也属于官员的必修课，因为官员既然掌握公共权力，就应诚心接受民众监督，哪怕这种监督是以“来电不说话”等看似无聊的方式呈现。一些群众向官员反映他职责以外的事情，或是发发牢骚，官员也理应耐心倾听并做好解释，为这些“找错了门”的投诉者指点迷津。向社会公开号码的官员手机已不再是官员的私人电话，可视为由某个官员出任“斑竹”的公共话语平台，而“斑竹”显然应对“网友”的留言予以最大限度的吸纳。
    人们之所以热衷于拨打官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电话，主要缘于对领导的期望以及“物以稀为贵”，如果公开官员电话成为常态，则“骚扰电话”自然大大减少。因此，官员们大可不必因为有“骚扰”就视接听电话为畏途；同时，公众也应将官员电话视为一种珍贵的公共资源，谨慎、有效使用，理性表达自身诉求，而不是心血来潮就乱打一气。
    对于已经向社会公开的官员电话，当事官员应尽可能做到“有电必接”，此乃官员职责所系；而公众则应慢慢学会“非诚勿扰”，此为公民意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