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量城市流动人口和进城务工农民工在异地工作时间的推移，其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的问题日益迫切。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列席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正在和上海、北京研究，逐步推进异地高考。（《新京报》3月7日）
    呼吁放开异地高考的声音这些年从未间断过。早在2008年的全国两会上，就有人大代表提出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地高考问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也曾就此问题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然而在坚硬的户籍壁垒面前，这一民心所向的诉求始终无法推动政策的变更。今年的全国两会上，终于看到了“拨云见日”的迹象。
    对于推进异地高考的时间表，袁贵仁部长表示不会很长。“不会很长”是多长？那些有异地高考诉求的家长和孩子能不能等到这一天呢？
    笔者有个大学同班同学正为这事儿烦恼。他是我们宿舍的老大，广东人，毕业时因为争取不到留京指标，又不愿与在学校相恋多年的福建籍女友劳燕分飞，只好两人一起当了“北漂”，这一“漂”就是20年。后来夫妻二人皆供职于央视，收入不菲，早几年在北京买了房，说起来算是我们同学中混得不错的一对。可时至今日，两人皆没有北京户口，这直接导致他们的16岁的儿子两年后没法在北京参加高考。今年春节我打电话给老大两口子拜年，老大说，坚决不让儿子回广东高考，实在不行，过两年把儿子送到加拿大。
    老大打定主意不让儿子回广东高考，倒不是嫌麻烦，是觉得不公平，“受不了这份鸟气”。老大两口子一向心高气傲，儿子将来考大学，非北大、清华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可老大的儿子如果回广东高考，考上北大、清华的机会有多大呢？以北大为例，去年在广东招生，文理科一共才30人，而北大在北京招了368人；再对比去年广东、北京两地分别有62万人、8万人参加高考，这意味着广东考生考上北大的机会仅为北京考生的1/93，其结果是，去年北大在广东的录取分数钱，理科比北京高了39分，文科比北京高了34分。这倒也罢了，更要命的是，广东和北京使用的高中教材不一样，高考试卷也不一样，用老大的话说，“这简直就没法搞！”
    老大不缺钱，有能力把儿子送到加拿大，可北京还有那么多的外来务工人员，尤其是农民工，他们之中有几个人可以把孩子送出国？到时候只能乖乖地把孩子送回老家高考。当然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孩子当留守儿童，忍受骨肉分离、两地相思之苦。
    国人长期不能实现异地高考，原因很复杂，比如户籍制度滞后、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高校招生制度有欠公平等等，加之地方利益牵扯其中，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政策有变，势必引发新的问题，比如有可能出现大量的“高考移民”。就现阶段而言，“高考移民”对其他考生同样是一种不公平。因而，在要不要放开异地高考的问题上，无论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对决策者而言，的确颇费踌躇。
    从长远看，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异地高考，有赖于户籍制度的深化改革、教育资源真正实现均衡配置等，但这注定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而现实是，不少外来务工者的子女，从小就在流入地接受教育，向所在地缴纳了小学、初中、高中阶段赞助费、借读费，十多年过去了，却要面临回原籍高考，忍受不公平的竞争。对他们来说，这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因此笔者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进异地高考之前，不妨给一些特定人群异地参加高考一个相对公平的制度出口。对那些已在流入地工作多年的外来务工人员，可以凭劳动合同、纳税证明等，有条件地允许他们的子女就地参加高考。我就想不明白，像我们宿舍的老大，两口子在北京勤勤恳恳工作了20年，每年缴纳几万块钱的个税，为什么连个北京户口都上不了？他们的孩子从小在北京长大，为什么就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