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凌晨1时许，因涉嫌抢劫被警方从家中抓走的28岁青年男子王守长在看守所内死亡。警方称王守长死于突发心脏病，而王守长的家属却发现王守长尸身脸部肿大，鼻孔、耳孔有鲜血流出，胸部有淤痕，睾丸黑紫。（《南方都市报》5月26日）
    在看守所离奇死层出不穷的今天，“突发心脏病”已经算是相当正常的“死法”，本不具有太大的新闻价值。此事之所以进入公众视野，大约是因为与近日轰动全国的赵作海案发生在同一个地方——河南省柘城县。
    种种迹象表明，王守长与十多年前的赵作海一样遭遇了刑讯逼供，不仅仅是因为其尸身有各种无法用“突发心脏病”来解释的诡异伤痕——昨日《河南商报》亦报道了此事，新闻中说，王守长家属在殡仪馆掏出手机拍遗照时，遭到现场40多人疯狂抢夺。
    时至今日，刑讯逼供几乎成为一个解不开的死结，与富士康的“十一连跳”相仿佛，纵然民愤再大，媒体再关注，有关部门再“严禁”，依然是络绎不绝。我们的社会究竟要付出多少生命的代价，才能终止这一恶劣之极的行径？
    之前社会各界关于看守所离奇死的讨论已沸反盈天，从法律专家到民间人士均开出了不少药方，比如改革关押嫌犯制度、实现羁审分离，以及实施严厉的事后追究等。窃以为，凡此种种皆属皮相之见。在司法行政化趋势未有根本扭转，以及“命案必破”等思维定势依旧大行其道的当下，实施刑讯逼供者看似几个基层警察，实则与之纠结在一起的往往是一个庞大的利益共同体。换个地方关押嫌犯，无非是多建一个不叫看守所的看守所，只要还在这个共同体内，焉知刑讯逼供就不会发生？
    至于说实施严厉的事后问责，更是缘木求鱼。一则确认刑讯逼供取证相当困难，二则即便认定了，也是“刑不上自家人”——昨日《环球时报》报道说，湖南永州两名警察刑讯逼供致人死亡，法院虽认定二人有罪，却判免于刑事处罚，此二人甚至继续供职于公安部门——警察非法剥夺公民性命，而自身却毫发无损，这种执法人员渎职侵权案件量刑畸轻的现象在中国已是痼疾了。
    上述种种法子之所以不灵，皆因将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本应视为“嫌犯”的执法者一方，因此从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刑讯逼供之所以为文明社会所不容，是因为它粗暴践踏公民权利；而此种行径之所以屡屡“得手”，我以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刑讯逼供以强大的国家暴力机关为后盾，实施起来有雷霆万钧之势，作为个体的犯罪嫌疑人完全不具备与之抗衡的力量。
    犯罪嫌疑人在未经法院宣判有罪之前，除人身自由外，其作为公民的一切权利，包括生命、健康不受侵害等，理应受到法律一视同仁的保护。而在看守所，由于环境特殊及力量严重不对等，犯罪嫌疑人比一般公民更显势单力薄，因而需要法律赋予其特殊的权利，以确保他有足够的力量对抗有可能遭受的侵害。这就不能不提到西方司法界通行的“沉默权”，即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警察讯问时有“不说”的权利，而警察则无权要求嫌犯“坦白交代”。沉默权之于遏制刑讯逼供的要义在于，它降低了口供在定罪中的作用，从而大大减弱了警方对口供的依赖心理，使之失去实施刑讯逼供的动力，不得不采取其他更文明、更有技术含量的手段对案件进行侦破。
    鉴于刑讯逼供之风愈加猖獗，窃以为沉默权这一在中国司法界尚存争议的“嫌犯特权”有必要尽快进入立法视野，再辅之以警察讯问时嫌犯有权要求律师在场、录音录像等手段，则刑讯逼供这只恶兽有望却步。沉默权可能会延缓警方的破案速度，但相比公民权利不受侵犯这一至高无上的刚性原则，这点“损失”还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