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载商王盘庚为避水患，欲将都城从奄（今山东曲阜）迁至殷（今河南安阳），遭到王公大臣及平民百姓的一致反对，盘庚充分发挥他的演讲才能，磨破了嘴皮子才说动大多数臣民同意他的主张。此后中国历史上几乎每次迁都遇到极大阻力，个中缘由不一而足，但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即故土难离，此乃中国人数千年来一以贯之的文化心理使然。
    时序进入21世纪，国人的乡土情结依然浓重，年轻时背井离乡常常是为谋生计的不得已，而落叶归根每每成为宿命般的选择，也因此造就了有别于异国他乡的春运奇观——所谓“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所谓“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然而，5月22日《经济观察报》的一则新闻却颠覆了我们的常识。报道说，近年来中国内地富人纷纷移民海外，造成精英与财富流失严重。网络上这则新闻的跟帖极多，网友的意见分成截然不同的两派，一派认为这些富人是“狗嫌家贫”，数典忘祖；另一派则宣称“如果我有钱，也会移民海外”。
    是这些富人不爱自己的家乡，不爱自己的祖国了吗？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新闻中分析了富人移民海外的三个原因，即为了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寻找安全感和追求无污染的生活环境。我对“寻找安全感”这个理由不能苟同。有些富人认为中国社会有仇富心理，动不动就要追究“财富原罪”，担心被“劫富济贫”。恰恰相反，我认为中国社会对富人已经够宽容了，没有任何一个法治国家可以容忍“不义之财”长期合理存在，如果富人因此觉得在中国生活不安全，有必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但是因子女教育和生活环境而“去国”，并非不可理喻。以子女教育为例，我有一个朋友是做工程承包的，数年前已将年幼的女儿送至加拿大读小学，他明显感觉女儿与在国内就读的孩子不同，在见识、同情心、责任感等方面均高出一筹，尤其是，他的女儿在加拿大从来就没觉得学习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这位朋友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将来挣够了钱，打算举家移民海外。
    当然，世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外国的月亮也未必就比中国的月亮更圆。新闻中说，有些富人到了国外，由于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虽然衣食不愁，但只能混迹于华人社区，无法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看来，有钱虽然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然而人不能总是物化生存，很多精神层面的需求难以用金钱来满足。
    我想这些人下决心离开中国，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作出这样的选择，他们的内心未必没有痛苦。除了子女教育等现实需求外，我认为还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即“故乡的沦陷”。
    故乡对于中国人而言，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概念，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祖居地或出生的地方，它更多的是记忆中的一个文化符号。故乡因人而异，它可能是门外的一条小河，院中的一棵枣树，或是一栋老房子，如果小河、枣树、老房子不存在了，故乡也就“沦陷”了。
    我的家乡是一座鄂东小城，筑城而居始于东晋，隋代即建县治，至上世纪80年代尚有不少人文遗存。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我放学回家必定要穿过一道古城门，周末常与小伙伴到城东的小河沐浴嬉戏。然则若干年前我回老家时，发现古城门已被拆除，小河亦被填平建了住宅小区，城里建起了不少高楼，杂乱的广告牌林立，放眼望去，与眼下中国绝大多数“日新月异”的城镇无异。自双亲过世后，我很少回老家，不是我不爱故乡，实则是我心中的故乡已然迷失了。
    自来云南后，我反而在一些地方找到故乡的感觉，比如巍山、石屏等小城。记得有一年春节，傍晚时分，我在石屏文庙旁的一个小店，一边就着烤豆腐吃凉米线，一边饶有兴致地看着店主人将几块巴掌大的豆腐置于炭火上翻来翻去——很多年前，年幼的我也是这般，在故乡的巷口，眼巴巴地盯着炭炉上翻转的糍粑直流口水，而现在，这样的情景在故乡已经不复存在了。所谓故乡，其实就是一种文化记忆，每次回到这个地方，遇到似曾相识的场景，这种记忆就会从灵魂深处被召唤出来。
    时下的中国，还有多少地方能激发起人们关于故乡的记忆呢？昆明人被称作“家乡宝”，总觉得什么都是昆明好，大多数昆明人不愿离开故土到异乡生活——我认为这是昆明人对家乡的肯定，说明这座城市有一种难能可贵的坚持，对“自我”的近乎执拗的认同和坚守，这样的城市性格同时铸造了市民性格。然而这种源于文化传统的坚守相对于无坚不摧的城市化进程又是脆弱的，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和乡村都面临着相同的困境——文化记忆被所谓“现代化”一点点蚕食。昆明可以在大面积的“故乡沦陷”中独善其身吗？
    在“地球村”时代，一个人选择居于何处似乎无关爱国等宏大主旨，但富人们纷纷“去国”，甚至有不少人表示“有了钱也会移民海外”，依然让人觉得心中悲凉，这说明“故乡”出了问题，需要从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教育制度、历史文化传承等诸多层面进行反思。尤其是，中国作为中国人的故乡，应思考如何避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被同质化，不至于让国人“反认他乡是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