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武汉晚报》报道说，武汉市汉江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受贿案，涉嫌贪污受贿200余万元的湖北省黄冈市原副市长操尚银在庭审的最后陈述中，声泪俱下地宣读了自己写的悔恨诗：“忘其宗旨，触其法律，悔其自己，伤其亲人，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做其新人。”
　　这位操先生系湖北麻城人氏，与笔者同乡，做的也是家乡人民的“父母官”。家乡出了这么个鱼肉百姓的贪官，很让笔者感到羞愧。尤其是，操先生的“悔恨诗”写得太差劲，且不说有抄袭孟子名言之嫌，单从语法上看，问题就很严重——“诗”中一连用了7个“其”字，有的代表党，有的代表国家，有的代表自己，文理全然不通。
　　所谓“悔恨诗”可视为贪官悔过书的一种。贪官落马后写悔过书，在今天已成一大景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曾于2003年出版《贪官忏悔录》一书，收录新中国成立以来60余名贪官的悔过书或“临刑感言”，洋洋洒洒30余万言，令人叹为观止。该书被不少地方政府作为警示教育读本分发给官员学习镜鉴，以此对照检查自身言行。
　　在笔者看来，贪官写悔过书的习惯很可能起源于起小学生写检讨，这么说国人比较容易感同身受，因为或多或少都有类似的经历。以笔者为例，学生时代因迟到、旷课、调皮捣蛋等原因写检讨大约不下十次。参加工作后，写检讨就变成了写检查。写检讨和写检查的共同特点是，犯了错误不要紧，只要认识到错误，就依然是好同志。在这样的惯性思维下，贪官爱写悔过书就不足为奇了——承认错误并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有助于组织上宽大处理。
　　官员贪腐当然与基于个人职业精神和道德修养的“认识”有关，但说到底是个权力变质问题，即将民众授予的旨在维护公共利益的权力异化为谋一己之私的工具，而权力变质的根源又往往在于权力不受约束或得不到有效监督，所以防范贪腐主要不在于官员们对贪腐行为危害性的认识有多深刻，而在于填补制度漏洞，营造官员不敢贪、不能贪、不愿贪的制度环境。
　　笔者在学生时代是一个写检讨的高手，写作套路极为娴熟，偶尔为他人捉刀写检讨，通过率很高。不少贪官的悔过书堪称“痛心疾首”，但笔者很怀疑这样的“忏悔”有多少是发自肺腑。综观形形色色的贪官悔过书，尽管文体各异、长短不一，但大多不离这样的窠臼：放松了政治学习和世界观改造，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积小贪而成大贪，愧对党和政府多年的培养，愧对亲人和家乡父老，自知罪孽深重，希望政府给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久而久之，悔过书就成为一种有口无心的八股文，未必比小学生写的检讨高明多少。所以，对于贪官声泪俱下的“忏悔”，民众不必要抱以同情，法官更不能据此减轻贪官应得之刑罚。
　　清代巨贪和珅落马后曾于高墙内赋诗一首：“夜色明如许，嗟余困未伸。百年原是梦，廿载枉劳神。室暗难挨晓，墙高不见春。星辰环冷月，缧薫泣孤臣。对景伤前事，怀才误此身。余生料无几，空负九重仁。”文采斐然，远胜操尚银先生的“忘其宗旨”。从“诗言志”的角度说，此诗堪称言之有物，比现代贪官一些无病呻吟的悔过书要有真情实感得多，尤其是“对景伤前事，怀才误此身”一句，是对“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深刻反省，这样的“认识”足以为当今官员所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