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死刑都是一种最严厉的刑罚，因为人死不能复生，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权利，就相当于剥夺了他的所有。而以何种方式剥夺死刑犯的生命，其中大有讲究。
　　在历史上我国曾是一个酷刑国家，单就执行死刑的方式而言，其花样之繁多、手段之残酷，完全可以编成一部死刑百科全书。冯小刚的贺岁片《夜宴》中有一个大臣裴洪被杖毙（乱棍打死）的长镜头，场面极其残忍，记得在电影院观看时，很多女同志掩面不忍卒睹。历史上真实的死刑执行场景可能比这个还要吓人，听听这些死刑专用名词就知道了——车裂（五马分尸）、凌迟（千刀万剐）、腰斩、剥皮实草……史载明朝太监刘瑾被凌迟处死，行刑时间长达3天，刘瑾共计挨了3357刀才一命呜呼。
　　古人为什么要对死刑犯实施如此惨烈的刑罚？我理解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某些死刑犯在统治者看来“罪该万死”，但现实中每个人都只可能死一回，如何体现“罪罚相当”？唯有在执行死刑时加深其痛苦程度，并尽最大可能剥夺其尊严，让他“死得很难看”；其二，站在统治者的立场，对死刑犯施以酷刑可以威慑民众，以儆效尤；其三，自古以来中国民间大多遵从同态复仇的报复式刑罚观念，而死刑犯多是十恶不赦之辈，不能亲眼见其死于酷刑难消心头之恨。
　　自近代以来，人道主义、人权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残酷、野蛮的死刑执行方式遭到了多数国家的一致摒弃，这其中的道理是：死刑犯纵然罪在不赦，但他的生命价值、他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尊严与普通人并无二致，因此在剥夺死刑犯的生命时，应采用人道主义的方式，尽可能使其免于恐惧，减轻其痛苦，维护其最起码的人格尊严。
　　我国于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增设了注射执行死刑的方式。从1997年昆明市在全国实施第一例注射执行死刑，到如今部分省市全面推行注射执行死刑，12年的历程，展现了中国在死刑执行方式上的文明进程。但注射死刑在今天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担心“死刑人道化”不足以震慑犯罪行为，二是注射死亡成为某种“特权”——贪官被判死刑大多被执行注射，而对于普通死刑犯一般都是枪决了事。
　　从历史上看，严刑峻法从来都不是震慑犯罪行为的良方。明初朱元璋用剥皮实草的方法杀贪官，此种刑罚之严酷空前绝后——犯了死罪的贪官被剥下人皮塞进稻草悬于公堂示众，以此警示到任的新官。即便如此，贪官也是越杀越多，连朱元璋自己也承认：“本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夕犯！”这说明用严酷的方式消灭死刑犯的肉身，并不能杜绝或减少死刑犯的“前仆后继”。
　　真正令人担心的是“死得不平等”，这会让人们对注射死刑这一人道的刑罚方式产生迷茫。注射与枪决两种死刑执行方式并存，如何选择就存在一个程序正义问题。此外，注射死刑执行成本较高也不能成为“厚此薄彼”的理由，与生命尊严、司法公正相比，死刑执行成本再高也是微不足道。法国影片《圣皮埃尔的寡妇》中有一个情节：1849年在法属加拿大群岛一个荒凉的小岛上，一位水手被判死刑，根据法国法律，必须用断头台执行，但岛上没有断头台，于是法国当局不惜耗费巨资，千里迢迢将断头台从法国本土运来。法国人在此展示的严格的程序正义令人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