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类: 时评 |
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医学院教授钟南山在广州街头被人抢了一部手提电脑,广州警方破案神速,仅用了10天就将电脑完璧归赵,毫发无损。日前《南方周末》披露了破案过程: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成立了专案组,局长亲自挂帅,动用上百名警察,在全市范围内经过连续几个昼夜的排查,终于将犯罪嫌疑人缉拿归案,并追回了钟院士的电脑。其过程的艰苦曲折、柳暗花明,完成可以演泽成一部精彩的警匪片。
《南方周末》之所以调查并详细报道了警方的破案过程,缘于社会上的一些质疑。此前有一种论调在多家人气论坛上蔓延,认为“钟院士报案后,警察就告知线人,说你们闯大祸了,抢的是钟院士的笔记本。那帮小混混吓坏了,当天乖乖把电脑送还了。警察为了不给外界蛇鼠一窝的口实,故意在10天后才把电脑还给钟院士,说明他们破案是费了时间,也是花了心血的。”有网友提出:“广东警方有义务公开破案过程以正视听。”
现今破案过程公开了,“视听”被正,警方也摆脱了和劫匪沆瀣一气的嫌疑,却让人不由得生出另一种疑问:如果被抢的不是钟院士,警方也能如此神速地破案吗?在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丢部电脑显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更谈不上大案要案,如此兴师动众,以笔者的理解,大约只是因为被抢者是钟南山院士。钟院士可不是等闲之辈,除了一大堆学术名头,人家还是全国人大代表,拥有反映民意的话语权,事情办不好,社会治安的问题就会被摆到台面上来。
由此笔者想起了一个月前发生在北京的“寻枪”闹剧:某自称沈阳警察的中年男子到前门派出所报案,声称自己到北京办案丢了一把手枪。此事引起北京警方高度重视,连特警总队都出动了,全城搜索,最后发现整个事件就是一个骗局:所谓“沈阳警察”其实是一名来京打工的江苏籍农民工,他此前丢失了一个钱包,到派出所报案。警方敷衍了事,仅过一天便告诉他“没戏”。农民工心生怨恨,为报复警方,于是自编自导了这场闹剧。
同样是丢失了财物,江苏籍农民工的遭遇和钟南山院士大不相同,应该说前者的遭遇正是中国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所经常面临的,否则钟院士电脑回归之际,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对警方表示怀疑,因为在他们看来,警方的破案效率似乎从来没那么高。这两个案例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们的司法在面对不同的人时采用了不同的行事标准,或者说法律本身是公平的,但执法过程存在不公平。对钟院士而言,电脑中可能存在有重要价值的文件,而对农民工来说,丢失的是活命钱,孰重孰轻不好判断,但现代法治的精神,应该是对公民个人权益的充分尊重,而不管他是谁,身份如何。
江苏籍农民工从一个受害者变成了违法者,除了是个法盲,还有一个深刻的原因:他开始是相信法律并试图依靠法律的,但法律让他失望了,于是产生了报复的念头。所以,在现代社会,要求每个人成为守法公民,公平执法就显得尤为重要。《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故事妇孺皆知,武松从一个本性善良、安份守己的良民演变为对抗政府、杀人不眨眼的暴民——当然,这是站在北宋朝庭的立场上而言——同样经历了一个从相信政府到失望和反叛的过程。
《南方周末》之所以调查并详细报道了警方的破案过程,缘于社会上的一些质疑。此前有一种论调在多家人气论坛上蔓延,认为“钟院士报案后,警察就告知线人,说你们闯大祸了,抢的是钟院士的笔记本。那帮小混混吓坏了,当天乖乖把电脑送还了。警察为了不给外界蛇鼠一窝的口实,故意在10天后才把电脑还给钟院士,说明他们破案是费了时间,也是花了心血的。”有网友提出:“广东警方有义务公开破案过程以正视听。”
现今破案过程公开了,“视听”被正,警方也摆脱了和劫匪沆瀣一气的嫌疑,却让人不由得生出另一种疑问:如果被抢的不是钟院士,警方也能如此神速地破案吗?在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丢部电脑显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更谈不上大案要案,如此兴师动众,以笔者的理解,大约只是因为被抢者是钟南山院士。钟院士可不是等闲之辈,除了一大堆学术名头,人家还是全国人大代表,拥有反映民意的话语权,事情办不好,社会治安的问题就会被摆到台面上来。
由此笔者想起了一个月前发生在北京的“寻枪”闹剧:某自称沈阳警察的中年男子到前门派出所报案,声称自己到北京办案丢了一把手枪。此事引起北京警方高度重视,连特警总队都出动了,全城搜索,最后发现整个事件就是一个骗局:所谓“沈阳警察”其实是一名来京打工的江苏籍农民工,他此前丢失了一个钱包,到派出所报案。警方敷衍了事,仅过一天便告诉他“没戏”。农民工心生怨恨,为报复警方,于是自编自导了这场闹剧。
同样是丢失了财物,江苏籍农民工的遭遇和钟南山院士大不相同,应该说前者的遭遇正是中国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所经常面临的,否则钟院士电脑回归之际,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对警方表示怀疑,因为在他们看来,警方的破案效率似乎从来没那么高。这两个案例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们的司法在面对不同的人时采用了不同的行事标准,或者说法律本身是公平的,但执法过程存在不公平。对钟院士而言,电脑中可能存在有重要价值的文件,而对农民工来说,丢失的是活命钱,孰重孰轻不好判断,但现代法治的精神,应该是对公民个人权益的充分尊重,而不管他是谁,身份如何。
江苏籍农民工从一个受害者变成了违法者,除了是个法盲,还有一个深刻的原因:他开始是相信法律并试图依靠法律的,但法律让他失望了,于是产生了报复的念头。所以,在现代社会,要求每个人成为守法公民,公平执法就显得尤为重要。《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故事妇孺皆知,武松从一个本性善良、安份守己的良民演变为对抗政府、杀人不眨眼的暴民——当然,这是站在北宋朝庭的立场上而言——同样经历了一个从相信政府到失望和反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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