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上海“钓鱼执法”的事，我们沉默的时间太长了。沉默，是为了等待公正的结果，好在这个结果来得还不算太晚。

    为了打击黑车，许多地方政府可谓不遗余力，但不遗余力，绝不意味着可以不择手段，特别是，不能采用非法的方式来打击非法。对于这一点，我相信，上海的浦东新区和闵行区政府，这回算有了深刻的体验。特别是那位河南小伙子孙中界，他是个性格刚烈的人，他用自己一个手指头的代价，替许多人道出了、这个领域长期所存在的致命伤：如果把执法当业务做，那么所有的利益驱动就会令执法本身发生异化，程序不正义，其结果怎么可能正义呢？

    好在全国的舆论，并没有因此而保持沉默，它的死缠烂打，它的追问到底，正反映了民意对公权部门肆意妄为的约束权利。现在，政府部门终于公开道歉了，终于认定自己的取证方法不正当了，而且，也终于宣布取消了那个似乎板上钉钉的行政处罚了。

    但直到今天，依然有三个问题，人们必须弄明白才行，那就是，第一，这种执法者钓鱼取证的方式，到底合不合法？第二，如果孙中界所开的车真是黑车，那这件事，既然以目前的方式收了尾，是否就意味着，政府打击黑车的行动，会因此而受到阻碍？执法者从此再无积极性？第三，对于黑车泛滥的现象，我们究竟该怎么做，才能起到最好的效果呢？

    要回答第一个问题，并不难。你上网查“钓鱼执法”，可以看到这个词，在英美法系中，其实也被叫做执法圈套（entrapment）。是指“当事人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下，才从事了违法活动”。所以网上的这个词条认为：“它跟正当防卫等一样，都是当事人免责的理由。钓鱼执法的必然结果，就是政德摧毁道德。”

    在成文法国家，比如中国，也要求取证程序的合法性，也就是说，你的取证也必须是合法的，而不是用违法的方式来获得。即使对犯罪行为的认定，也要求主、客观相一致，所以，在犯罪的构成要件中，既要有危害社会的客观事实，还要有当事人主观的过错。

    至于第二个问题，这两个案件的尘埃落定，会不会影响执法者打击黑车的积极性？

    我的回答是：行政执法是公权力部门的义务，它的积极性大小，主要靠的是行政和舆论监督，而不是经济指标。如果执法本身，就是为了完成罚款指标；如果奖励举报，最后竟能激励出一大批以此为业的鱼钩们，我看，不管执法的积极性有多高，都应该坚决制止。否则，就是鼓励公权力明目张胆地捞钱，按照中国行政法学会的会长应松年先生的话说：此类有预谋、有组织的强制性取财，已超出了行政执法范围，涉嫌犯罪。

    我的朋友——北大的王锡锌教授认为：“黑车”之所以屡禁不绝，其根源在于垄断封闭的出租车管理制度。社会有这种城市短驳、和城乡结合部交通的巨大需求，但现有制度又使得黑车无法合法化，自然就导致了各种利益博弈，如果打击过严，黑车彻底消失，某些既得利益就没有了，交通执法单位的地位和重要性，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这类打击总是有限度的，甚至出现了“放水养鱼、定期捕捞”，打击和繁荣共生。

    对第三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彻底把黑车整治干净呢？

    前面说了，既然它有市场，政府目前最要做的，就是从源头上挤压这种非法运营的空间，第一，就是加快发展公交，给人们有更好的替代选择。第二，能不能再放开一些出租车的经营限制，给予一些为了谋生而出现的黑车、合法化的机会呢？第三，界定黑车的手段要更合理，至少也要证明它是在“一定时期内”从事非法运营，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调查、取证手段要更先进，更合理，比如利用录音、录像，而不是靠小概率的钓鱼抓捕，这反倒在社会上造成严重的信任危机。第四，对于那种非法运营中，还存在敲诈勒索的情况，更不能手软，要当成社会治安案件来严肃处理，同时也要教育并提醒市民，规避此类选择的风险。

    当然，最重要的是，是不能让抓黑车的执法部门，最后演变成黑车的保护伞，一方面不闻不问，另一方面滥抓无辜！这样做，无异于行政者对一切公正的“谋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