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21日，骆新在江西南昌滕王阁前。第二天，我代表新华社和东方卫视的联合摄制组，采访了江西省长吴新雄。《省部高端访谈》系列东方卫视近期正在播出。

    所有检查性的工作，都涉及到两个基本问题：查什么？怎么查？但是仅仅回答这两个问题，还远远不够，至少，还要事先搞清楚“该不该查”，事后还要明白“该不该表达、或如何表达”。

    “三鹿事件”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犯了“该查而不让查”的错误。三鹿奶粉属于“国家免检产品”，按照这套“免检政策”的规定：“如果一家企业某种产品获得了免检资格后，在免检有效期内，一是国家、省、市、县各级政府部门在内均不得对其进行质量监督检查，二是在全国各个省均不得对其进行质量监督检查，三是无论是生产领域，还是流通领域均不得对其进行质量监督检查。……”质量永远是“动态”的，而监控者采取如此“静态”的管理，与失控何异？拿权力的威信为市场做“无限责任”担保，最后怎能不出事？而一旦出了事，损害最大的正是政府的公信力！

    当然，“监督”二字，本来就是监在前、而督在后，与其“亡羊补牢”，不如“未雨绸缪”。但以有限的行政资源，来监控无限的市场，本身就难免“心有余而力不足”；况且体制上还有相互掣肘的地方，譬如像牛奶、奶粉这类食品的质量安全问题，本身就涉及到多个政府职能部门的管辖范围，这里面的组织、协调、合作一直是“老大难”。所谓“八个大盖帽管不住一头猪”，指的就是这个问题。

    毋庸否认，现存的管理体制弊端在短期内还很难解决，但这并不能成为各政府部门“不作为”的借口。

说白了，质量监督部门在责任心的表现上，就是要“宁可遭人嫌，不可讨人怜”。管得越多、越细、越常态化、越有技术含量和规范标准，就越能树立自身的权威地位。即便是管得有点“遭人嫌”了，那这个“人”也只能是个别“质量问题的始作俑者”，我相信，广大群众还是欢迎有政府部门替他们在产品方面进行“仔细挑剔”的。否则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像“免检”之类的荒唐做法，无疑是政府部门“制度性失职”的最好例证！

    同时，我们也应该考虑，能够更有效地利用社会舆论和民间力量，建立起一个无所不包的“产品检验工厂”。国内前不久，有一个消费者想到检测部门查查一袋牛奶中是否含有“三聚氰胺”，结果被昂贵的“检测费”和“费用自理”的说法给吓退了。其实在西方发达国家，这种由社会基金会资助、或者由政府购买服务的做产品质量检验的非营利机构非常多，他们的重要工作，就是负责给各类产品“体检”，并定期向社会发布检测数据，虽然这些机构不如政府部门更富有权威性，但毕竟弥补了政府行政资源力所不逮的许多领域。社会检测资源的稀缺，也是质量监督很难常规化的原因之一，而检测网络的建立、数据共享制度、以及信息公开，都是有效降低质监成本、提高政府行政效率的好办法！

    当然，“多头管理”的矛盾依旧存在，譬如一俟重大问题出现，为了逃脱公众舆论的问责压力，也是怕给今后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工作带来麻烦，牵扯其中的任何一个部门，往往都不愿意独自面对媒体和公众，生怕出言不慎而引起误解，惹火烧身，所以常常存在各部门在危机来临时，都奉行“只做不说”、或者“多做少说”，甚至干脆选择“沉默”。

    在一个媒体资讯高度发达的时代，任何质量问题的出现，都有可能会蔓延成一场社会危机。政府有关部门既要学会有效地处置，更要学习如何坦诚面对公众舆论，及时“发言表态”。因为沉默往往与隐瞒相关，而隐瞒总是跟利益相关，“三鹿奶粉事件”之所以被瞒报，很大程度上跟企业所谓的“媒体公关”和“政府公关”策略有关！这也都是造成公众对政府、对市场丧失信心的根本原因！

    好在这方面，上海的质监部门已经作出了一个良好的表率，正像黄小路局长所说的：在产品质量问题上，不管出现什么问题，不管牵涉到任何部门和企业，我们都不仅选择“说出来”，而且要“及时说出来”。

    “公平来自制约，信任基于透明”。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在今年的“民生访谈”中，这似乎已成为了各位局长的共识……

（上海《民生访谈》评论，原文载于《新闻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