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从车上下来，就听见有人叫我，原来是正在门口洗衣服的魏老师。她告诉我，一下班车就赶到检查站去搭车，只是没搭到，否则我们又要错开了。我向她解释了为什么没在班公湖等的原因，另外由于那儿没有手机信号，我无法通知她情况有变，只得赶回来先会合再说。

    第二天上午吃完早餐，我和魏老师分头行动。她赶往检查站继续等车去班公湖，我则来到阿里交通局打听局长阿旺的行踪。因为之前在班公湖，他曾告诉我工作组还会去扎达、普兰等地，并且愿意带上我。在交通局门口，碰到一位工作人员，从他嘴里我再次确定了工作组的行程，并且得知阿旺局长今天下午就会回来。想到搭车去扎达的事很快能解决，我兴奋地跑到检查站将这一喜讯告诉魏老师，她一听当即决定不去班公湖了，先解决扎达的车重要。几年前，因为暴雨，胆小的同伴及犹豫的司机毁了她的扎达梦，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

    下午3点多，我们先逛了逛阿里的农贸市场，花10元钱买了个西瓜，然后来到交通局。一位藏族老人坐在门口长椅上正边转经筒边念经，整个交通局冷冷清清的，好像还在午休。老人看我们很着急，便建议去阿旺局长的家找他。阿旺局长的家就在交通局大院内，我们两个忐忑不安的拎着个大西瓜来到局长家门口。局长夫人开门请我们进屋，穿过开满鲜花的庭院，踏进宽敞的客厅，只见局长正躺在沙发上睡觉，而夫人又不顾我们的劝阻执意叫醒了他。我当时就想，这下悬了，被硬生生从睡梦中吵醒的人哪会有好心情。果然，阿旺局长得知我们的来意后，没有像之前在班公湖时痛快答应，而是请我们明天打电话给他。从局长家出来，我的心情糟透了。原本以为有班车去扎达，哪知全被包到拉萨了；好不容易可以搭上工作组的车，又可能因为多一个人而泡汤，更心疼我们的西瓜。在蔬菜、瓜果特别昂贵的阿里，两人狠狠心才买来解谗的，结果白白送人不算，还落下个行贿的嫌疑。

    我们垂头丧气地回到旅馆，边看电视边聊天。魏老师告诉我，她很早以前从甘肃移居深圳，现在一所中学教数学，不过当教师只是迫于父母的压力，真正的最爱是摄影。一谈到摄影，她就滔滔不绝了：“我但凡有假期，就会出远门。除了寒、暑假，即便是‘五一’、‘十一’黄金周，或是两、三天的小假也不会放过。”“为了拍照，我已去过国内许多地方，甚至还以留学的名义远赴加拿大。”“我的照片参加全国比赛还获过奖，曾经拿到过3000多元的奖金呢。”听到这儿，我暗自窃喜：如果这次能与摄影师共同完成阿里之行，我在摄影方面的长进一定也不小吧。

    晚上8点多，突然有人敲门，是三个藏族小伙，其中一位年长的问我们是否需要车去扎达？魏老师兴奋地回答：“是啊。谁是司机？什么样的车？”这时，躲在后面的藏族小男孩被推到我们面前，他身材瘦小、头发蓬乱，上身一件圆领汗衫，下穿一条牛仔裤，羞涩地看着我们说：“我叫尼玛，是司机，这辆北京吉普车是我家刚买的，就停在对面旅馆，你们可以过去看看。”于是，我们来到对面一家旅馆，停在院中角落处的白色北京吉普车确实很新，也很干净，更让我们满意的是后面有带顶棚的货车箱，可以堆放很多行李。不过还是有点担心尼玛，便开口问道：“你看上去才17岁吧？驾照有吗？”小家伙连忙从车内取出驾照，他的同伴则在一旁帮腔：“他已有两年的驾龄了，而且本身就是扎达人，经常开车来往于狮泉河与扎达之间。”听到这儿，魏老师顿时两眼放光，喜形于色，悄悄对我说：“太好了，他一定对扎达很熟悉，我们到那儿后可以一直包他的车。”小家伙又补充道：“我家就在扎达的托林寺旁边，我父亲是村长。”就这样，大家说好明早9点出发。由于之前尼玛还找到另外三位乘客，平均下来，每人只需花费150元。

    解决了去扎达的车子问题，我们高高兴兴地再次赶到阿旺局长家，却发现大门紧闭，打他手机也是关机，只好请门卫代为转达。回到旅馆，魏老师兴奋地睡不着觉，开始担心胶卷带得不够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