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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从鸟岛回来的游船靠岸。开船师傅告诉我:“不可能为你一个人开一次,等明天吧。”我自忖,万一明天没有其他游客来可怎么办,因为今晚在湖边旅馆住宿的就我一个。没办法,既来之则安之,我在湖边架起三脚架,转动镜头选好以远处雪山为背景、弯曲的狭长沙带为引导线的画面,然后端坐在从旅馆搬来的椅子上,静候日落时分。
十几个修好光缆线的士兵来到湖边洗手、嬉戏,围着我问这问那,等他们乘上卡车离去,
伴着湖水轻轻地拍岸声、水鸟的“咕咕”叫声,以及那些无孔不入的各种小飞虫,我一直拍到晚上10点才收工。
回到旅馆充电时,发现少了一块电池,而且还是姜老师借给我的。想了半天,很可能是在班车上弄丢的,为此懊恼了很久。
第二天一早,带上器材再次来到湖边。注目东方,天空是微微的蛋青,眨眼间就有丝丝晕红,俄而出现大片明黄,渐渐烧成朱红,于是班公湖便也从甜梦里惊醒了。等我拍完日出回到旅馆,电话铃响了,过了一会儿,船老大睡眼惺忪地走出来对我说:“呆会儿,有个工作组要来参观鸟岛,你跟他们一起去吧。”老天真眷顾我。上午9:30,三、四辆丰田4500车在湖边停下,钻出来一帮摄像、摄影记者,以及几位南疆军区的军人。大家兴奋地登上游船,向鸟岛进发。越接近鸟岛,声音越吵杂。尖锐的鸣叫声,低沉的扇翅声,绵密的破水声,诸多声响合于一处,这种听觉的刺激,却仍是远不及看到群集飞鸟的壮观。
它们或起舞,或缓行,或静立,或振翅空中,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它们才是这片美丽湖泊的主人呢。
当我们大队人马占据了整个鸟岛,那些可怜的鸟儿只能漂浮在湖面上,远远注视着这些“侵略者”。然而,鸟儿们的退让并没有博得这些记者朋友的同情,他们不仅抓了一只作为拍摄道具,还向船老大提出更苛刻的要求,“开船绕岛一圈,让那些鸟儿飞起来。”船老大不敢得罪他们,只好破例。游船缓缓冲向鸟群,成百上千只鸟儿慌乱地扑扇翅膀,然后从水中跃起飞向空中。
我赶紧挤进船头的摄影队伍中,用连拍方式将眼前的壮观景象一一定格。
船快靠岸时,发现湖边聚集了许多军人,路边则整齐停放着一排车子,有两辆丰田4500、几辆卡车及救护车。瞧这阵势,一定是一支正在执行任务的部队,不过当时我可没将他们视为拯救自己的天兵天将,一心只想着能尽快搭车回狮泉河。原本以为在班公湖等魏老师是个不错的主意,可湖边密密麻麻飞舞的小虫已让我忍无可忍,虽然之前在与陪同工作组的阿里交通局局长阿旺搭讪时,他表示明天返程可带上我,但考虑到魏老师今天晚上就要抵达狮泉河,因此我必须在下午顺利搭车返回,才能与她会合。奇怪的是,今天的新藏公路出奇的安静,只有一辆从阿里方向过来的装运拖拉机的货车因轮胎爆裂,正停在湖边修理。几个军人见状,命令他们将拖拉机卸下。士兵告诉我,国家对货车高度有严格规定,否则这一路开下去又不知要扯断多少根光缆线,扯断一根不仅要损失好几十万,更会影响各边防哨所的通讯联系。听他们这么一说,我才真切体会到这些默默飘在新藏线上的光缆线是多么的重要,同时也是第一次感受到身处祖国边防重地的紧张气氛。
中午,这支南疆军区部队的首长和战士在湖边旅馆享用班公湖特产裂腹鱼,无意中听到几个士兵说起狮泉河,“你们去狮泉河吗?”我不想错失良机。他们点点头,“那能带上我吗?”其中一位开卡车的士兵给我提了个建议:“你最好去问问我们大队长,他就在旁边一间屋里吃饭,光头、戴墨镜,肩上有好多星星的就是。”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我只好厚着脸皮走进那间首长用餐的屋子,定睛一看,顿时傻了眼,满屋子都是光头,墨镜大都放在桌上,每个人的肩上好像都有星星闪烁。当时我也顾不得他们异样的眼神,鼓起勇气大声问道:“对不起,打扰了。哪位是领导?”“这里都是领导,有什么事就说吧。”其中一位回答道,“我是上海来的游客,听说你们要去狮泉河,能带上我吗?”我刚说完,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到一个人身上,那人很痛快地点头答应了。我高兴的不知说什么好,“谢谢大队长”这句话刚脱口而出,就引来满屋的笑声。后来才知道,他不是大队长,而是参谋长。
下午4点多,首长们游完鸟岛,部队便准备集结出发。我刚想上后面的卡车,走过来一位军官对我说:“你上大队长的车,在前面,1号车。”大队长的车是丰田4500,我进藏以来坐过的最宽敞、最舒服,也是最安全的车了。只是与严肃的大队长同坐一车,感到既紧张又不自在,好在我旁边的一位军官能说会道,不停地向首长介绍阿里的情况,才使得车内的气氛稍显轻松。此时距离班公湖越来越远了,当最后那一汪碧蓝被抛在身后的时候,再铁石心肠的人也无法不回首眺望。班公湖的美丽,不来自于神圣的宗教信仰,也不来自于激动的内心世界,和西藏所有的圣湖不同,它是一种纯粹的自然之美,如同它的名字,一只美丽的天鹅。
我们这辆1号车像离弦之剑,飞快地朝狮泉河冲去,将后面的车队远远甩开。随着车内气氛越来越活跃,大队长饶有兴趣地与我交谈起来,他说:“我还真佩服你,一个女孩子敢一个人到西藏来玩。”我随口答道:“这不算什么,我倒是真正佩服那些骑车或徒步在西藏旅行的人。”“是啊,我以前在新疆也看到过一群骑车旅行的老外。不管怎样,我佩服你们这种不怕苦、勇于挑战自己的精神,也许我该考虑用这种方式带兵。”大队长还告诉我,以前来过上海,是为探望当时正在同济大学读书的朋友的女儿,我听到这儿,惊讶不已,连忙告诉他:“我就在同济大学工作。”车内顿时热闹起来,大队长开始大谈他对上海饮食的看法:“上海菜太甜,份量又少,我总吃不饱,每次上街就找新疆饭馆。”接着又绘声绘色地描述他从同济澡堂出来等人时看到上海男人吃面的情景:“只见他从旁边花盆里采下一、两根香葱,洗干净,然后用小剪刀仔细地剪成几小段,放进碗里。吃面条时,像女人般一小口一小口的,我看着都觉得心里痒痒。”全车人顿时大笑起来,我突然觉得大队长并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样难以亲近。谈笑风生间,我们的车已在多玛检查站停下。不一会儿,参谋长的车也到了,他告诉大队长后面有车爆胎,需要等他们。我找回了那只水杯,正想走回旅馆,大队长却命令司机务必送我到旅馆门口。受宠若惊的我只得听从命令,上车前猛回头,只见大队长双手插腰,迎风站在路边,正凝视着狮泉河镇右前方山腰上军人用沙石勾画出的“八一”军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