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泽民先生在病房中,头发白了,眉毛也白了)

    前些天，接到一个电话。那是常青打来的。

    常青是我当年的老师常泽民先生的大公子。他在电话中说，他父亲病了。住在新华医院干部病房。他也说了，他父亲现在最为牵挂的学生，估计就是我了。

    上周末，我同太太一块去医院探视。没想到，常先生刚刚动过手术不久，居然精神状态良好，腿脚利索，思路清晰。只是耳朵有点背了，戴着助听器。他生于1929年，虚岁也该是八十岁了。说起来，我们大约已有十多年没见面了。当年，我和常老师，都是上海市政协的委员。他是民主党派、中国农工民主党推荐的委员，我则属于上海的青联界别。大会开闭幕式，我们俩的坐位，几乎是前后排。我记得，那一年市政协闭幕会议，我俩还有一张合影。不过，这张照片找不到了。

    我的读书时代，有两位老师对我的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位是小学的吴宝林老师。前几年，我还带着儿子去看望过他老人家。另一位就是中学的常泽民老师。说来巧了。两位都是语文老师。我后来选择读文科，也喜欢写文章，肯定是同这两位恩师的影响有关的。我读书的上海市育新中学（现在好象已没有了），没有什么名气。那个时候，读中学都是就近入学，也没有所谓的重点非重点之分。“读书无用”的时代，倘若还想读点书，关键是老师的指点和影响。常泽民教语文，在全校似乎还是有地位的。1978年高考，育新中学也分文理班。常老师带文科班。我很犹豫。常泽民老师鼓励我留在文科班。他说了，你学文科，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其实，当年我们都没有读过什么书。文理科都是简单的，要现补课。最后，我选择了文科。不过，高考前一个月，常泽民老师还同意我到理科班补数学。这种待遇，估计也是绝无仅有的。

    常老师是北方人，性子直。教我们读书的时候，喜欢扯着嗓门。我们班同学，都叫他“常老头”。当然是背后的称呼。他也是典型的知识分子。有点清高，但也谨守本份。他特别喜欢有才的人。当年，我读书之时，承蒙他的教诲多多。我估计，常老师的眼力也还是准的。当年我们班，我是唯一拿到第一批录取通知书的学生。他自然是高兴不已。我的入学通知书，也是常老师亲自送到我家里来的。有关当年读书的情景，我曾在《毁誉人生》一书中有所涉及。此处不提了。

    八十年代初，正是知识分子受到器重的时代。常泽民也从一个普通的中学语文老师，一步一个台阶，从副校长、校长、教育局长，一直做到了杨浦区的副区长。当年，副区长居然还是两个人一间办公室。他的对桌，就是前任的市检察长吴光裕同志。只可惜，他当官的年龄太大了。没有多少时间，他便从副区长位子上退休了。后来，他也干过区政协副主市和老龄委主委之类的二线工作。我也听说，他工作是很卖命的。整天到处跑。脚跟不沾地。这一点，我信。他说：“他实际上不是一块做官的料儿”。这一点，我也信。这个人，说话太直了，文人习气。这在官场，显然是不合适的。

    那天，我去看他。他像当年一样，关照我两件事。第一是要做学问，要写东西。他说了，你不写东西可惜了。第二是一定要把烟戒了。常先生抽了几十年的烟，他的肺病，估计也是吸烟吸出来的。我对他说，烟估计是戒不了。我也戒了几百次了。但是尊重师嘱，我会尽量少抽。至于文章，我还是坚持写的。我对他说，他还出了好几本书，并坚持写博客，也坚持做学问，并告之我正撰写之书的篇目。他显然很高兴。

    今天早晨，我还特意让司机送去一本《毁誉人生》。我在书的扉页上毕恭毕敬地写了一句话：常泽民恩师指正。中午的时候，常青发来一则短信。他说：“你写的书，爸爸已收到。爸爸可高兴了。捧着书久久不愿放下。”我很感动。

    明天就是“五一”了。有一则短信，我转给了常青，是祝福常老师的。“人生五个一：一副好身体，一份好事业，一世好心情，一圈好朋友，一生好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