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3月7日夜，我忽然接到上海市体委一位同志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新上任的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明天将从福建来上海考察体育工作，他说：“伍主任特地让秘书从福建打来电话，希望在上海见见你，并同你谈谈……”我同伍绍祖素昧平生。在他当国家体委主任之前，我甚至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他找我干什么？我心里直嘀咕。

　　3月9日早晨七点左右，我依约赶到上海西南部的奥林匹克俱乐部。一会儿，便看见伍绍祖风风火火地从宾馆里走出来，他身披军大衣，戴军帽，蹬一双解放鞋，完全一种军人风度。“今天，请你陪我去青浦水上运动场看看，路上有两个小时，可以谈很多问题……”他说话很短促。于是，我坐上了一辆考斯特面包车，同行的还有当时的市体委主任金永昌等人。我与伍绍祖并排而坐，“我来国家体委工作之后，看了你以前写的一些文章，锋芒毕露啊……”伍绍祖的一番话，说得我有点紧张。这年的春节前后，我记得，我曾经写了三篇长文，《中国女排问题的真真假假》，说的是奥运会中国女排兵败汉城之后的一些恩恩怨怨；《体育馆路２号的人和事》和《唉，这条宽阔的路》，写得都是体制改革方面的诸多烦忧。说实话，这些文章也得罪了一些人。我知道，当时有人发话了，“不准徐世平再进国家体委的大门”。伍绍祖是不是找我兴师问罪？

　　没想到，伍绍祖话锋一转：“我觉得你很有些想法。这次来，主要是想听听你对体委一些问题的看法。我刚到体委工作，需要多多地了解情况。古人说，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嘛。”接着，伍绍祖向我提了很多的问题，征求我的看法。我很感动，一个部长，专门跑来找我这样的小人物征求意见，足见其不耻下问的作风！我是当记者的，当然也不愿放弃采访伍绍祖的绝好机会，于是，伍绍祖就当时人们关心的一些敏感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比如，讲“透明度”，讲人材流动，讲“让球”问题等等。有一句话，我至今还记得。伍绍祖说：“我们应该讲‘透明度’，但这块玻璃一定要平，否则，折射出来的光不就是光怪陆离了吗？！你们新闻界就是一块玻璃……”我发现，伍绍祖虽是军人，但他思路敏捷，说话极有逻辑性，有一种学者的风范。

　　那天，我与伍绍祖整整相处了一天。我们分手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分手的时候，伍绍祖风趣地对我说：“今天，我们各得其所，我听到了意见，你采访到了素材，是不是？！”他还说，将来有事，可以直接找他，电话、写信都可以。他说他喜欢和记者交朋友。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去找过他，甚至一年之后我在北京亚运会上因写了一些“不合时宜”的报道，被“赶”回来时，我也没有去找伍绍祖，并求其说情。因为我知道，这种事情，会令他为难的。

　　北京亚运的挫折，我一时情绪消沉，也很少在报上写东西。1991年的新年刚过、春节之前，有一天，我忽然收到了一张贺年卡，翻开一看，竟然是伍绍祖寄来的。伍绍祖还亲笔在上面写了一段话，大意是希望我正确看待人生道路上的挫折，不断地总结经验，当一名出色的体育记者。等等。我很感动。他是大忙人，居然还会给我这个犯过大“错误”的人寄贺年卡！说心里话，这张贺年卡，使我振作不少。国家体委的主任都没有把我看死，我怎么可以自暴自弃呢？！

　　1992年，《新民晚报》派我去西班牙采访巴塞罗那第25届奥运会。但在临近报名时，忽然出现了问题。当时，国家体委某司的一位领导以“不合适”为由，正式向《新民晚报》提出换人的意见。这个“不合适”，当然是因为我曾在1988年奥运会期间写过一些“不合适”的报道，1990年亚运会期间又犯过错误。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很大。我有些想不通，便给伍绍祖打电话。伍绍祖的秘书后来向我转达了伍绍祖的意见，他说，一个人不可能一辈子不犯错误，即使犯了错误，也应该给他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他还建议，请我们报社正式给国家体委发一个函，这不是你个人的事情，应该公事公办！否则的话，你来找我，我给你解决了，别人会以为我是徇私情的。

这件事，后来终于圆满解决，我很顺利地去了西班牙。在巴塞罗那，伍绍祖还专门在他的下榻处接受了我和中央电视台、中国体育报记者的专访。第二年，我去深圳采访，还被伍绍祖先生找去，陪他打了一次桥牌，总之，我与伍绍祖先生建立了相当良好的关系。

然而，好景不长。1996年，我在主编的报纸上刊发一篇《中国足球十问》的文章。此事损害了彼此的关系。从此不再往来。我也因此彻底离开了体育记者的圈子。此乃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