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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面对面采访年维泗,是1988年汉城奥运会。那一次,中国足球队历史性地冲进了奥运会。我们几个中国记者放弃了观看奥运会开幕式的机会,飞到了韩国最南边的釜山,观看中国足球队在奥运会中的第一场比赛。中国队小组赛的第一个对手是足球强国联邦德国(东西德尚未统一)派来的一支奥林匹克队。当时,许多中国记者还存有一种侥幸的心理,以为西德队远道而来,受旅途劳顿、时差等因素的影响,中国队可能还会有一丝机会。
当时,同行的记者当中,还有《足球》报的主编严俊君先生。我们俩有过合作,联合署名,从釜山发回了一篇《乱棒打死老师傅》的文章,分析这场比赛的前景。但是,比赛的结果是无情的。西德队赠给中国足球队进入奥运会的礼物是三个鸭蛋。比赛之后,我们冲进了场内,想采访高丰文主教练。然而,高丰文不知道躲到何处去了。
在球场一隅,我们看到了年维泗。他一个人孤独地坐在运动员席上,不知在想什么。同行的记者见此情景,几乎都说不出话来。《中国青年报》的毕熙东先生首先打破僵局,他想安慰一下年维泗,说:“年指导,没事,来日方长……”这时,年维泗缓缓地抬起头来,仰天而叹:“来日方长,我见得着吗?!”一句话,说得我们目瞪口呆。这席话,透着一种怨恨、一种悲怆、一种无奈。年维泗当时的心境,是多么的复杂。是啊!一个为中国足球忙碌了一辈子的人,突然发现他所忙的一切是那样的虚无飘渺,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打击!年维泗后来讲了一些什么,我都忘记了。但这句话却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久久难忘。
年维泗的感慨也许是对的。中国足球年年依旧,岁岁依然,球员换了一茬又一茬,教练撤了一个又一个,但中国足球始终在一个怪圈中徘徊。这也许就是命!
不知是出于对足球的厌倦,或者是其他什么的原因,1992年,年维泗突然从其中国足球协会主席的位置上来了一个大的“转换”(围棋术语),出任刚刚成立的中国棋院党委书记。当时,有许多的人感到意外,甚至觉得国家体委似乎是“乱点鸳鸯谱”……其实,年维泗在任国家体委训练局副局长时,便一直分管中国国家围棋队,对围棋比较熟悉,同围棋还有那么一点渊缘关系。
有命相家说过,有的人的命是天定的。年维泗的运气似乎不怎么好,尤其是胜负方面的运气。年维泗出任中国棋院党委书记之后,曾多次带中国的围棋和国际象棋队出国比赛。但是,每一次带队比赛,结果总是令人遗憾的。输、输、输……一连串的输,吓得许多很讲迷信的棋手,一听说年维泗带队,心里便直打鼓。当然,这一切都不能怪年维泗,他自然不会真的那么给棋手带来厄运。但不幸得是,那些输棋的比赛,全让他给赶上了。这就是运气。
1993年年10月,中国国际象棋“女皇”谢军赴摩洛哥的蒙特卡洛卫冕世界冠军,谢军的势头很猛,上来便取得了六连胜。这时,年维泗正带中国国际象棋女队参加卢塞恩的国际象棋团体赛,便转道去蒙特卡洛观看谢军的卫冕战,没想到,年维泗刚到的第二天,谢军便输了一盘棋……一下子,弄得年维泗的心里怪怪的。不知是有没有意识,年维泗后来再也没有去卫冕战的赛场看比赛。一周后,年维泗离开了蒙特卡洛。也绝了,年维泗一走,谢军的运气便开始好起来,并很轻松地赢得了卫冕战。这正是稀奇不堪的事儿。
现在,年维泗已从中国棋院党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休,闲赋在家。中国的足球也好、中国的围棋也好、国际象棋也好,该输的还在输,该赢的还在赢,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年年输”走了,也没有换一个“年年赢”来!也许,从中国人世俗的观念看,年维泗本不该去当中国足协的主席,也不该去当中国棋院的党委书记,他应该早早地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在中国,不干事或者不想干事的人,总是最有发言权的。这叫“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
我不知道,年维泗现在如何?每天品茗小酌,或者象北京的很多老人一样,提着鸟笼上天坛公园走一走,唱唱京剧,吊吊嗓门……媒体方面,关于年维泗的消息相当的少。2003年,中国足坛的一批名人在北京为年维泗祝寿(70大寿),徐根宝、迟尚斌、李富胜、蔺新江、沈祥福等当年的徒弟纷纷赶去,看来,年维泗的人缘很好,人走茶也不凉。我听说,年维泗现在活得很悠闲自得,练练书法、打打桥牌,而且酷爱钓鱼,更令人惊奇的是,他在70岁的时候,竟然拿到了驾照。年维泗现在什么都喜欢,独独不怎么愿意谈足球。据他说,电视里的足球比赛,他也会去看,但一般不会坚持90分钟,呵呵,一场球都坚持不住。这肯定不是体力的问题,而应该是心力。
曾经沧海难为水,忘却足球笑痴生。这也不失为一种人生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