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山西牛建东先生与我联系，并给我两件有关安定牛氏的资料，十分感谢。这几日，事务繁多，未能及时与牛先生沟通，迟复见谅。

牛先生：

你好！前几日所提供的两篇资料收到，在此愿与您交流。

其一：《唐牛意仁（牛仙客之父）墓志铭并序》，你并没有说出其出自何处文献或考古资料，因而我只能以此碑与另一碑相并论。民国32年甘肃省文献征集委员会校印本《陇右金石录》（张维编纂，亦见《隋唐五代石刻文献全编》第四册，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中收录有《牛意仁碑》一篇，抄如下（请注意字体，楷体为是书编者所作，仿宋为碑正文）：

（在灵台县西，今佚）

公讳意仁，字行恭。殷后有牛父者，宋大夫，邯为护羌校尉，崇为陇西主薄，因官安定，爰处鹑觚，为郡人。公之族祖奇章公隋宗臣，天下称之；大父通，禀志守道，交辟不起；父会，弱龄早代；公考盘邱园，屡空晏如，或劝之仕，但笑而不语。开元六年，随子西征，就养终于伏羌官舍，时年七十有六，冬十一月归葬北原。夫人同郡王氏先卒，有子仙客，官银青光禄大夫、太仆卿判、凉州持节河西节度使兼陇右群牧支营田采访处置使摄御史大夫陇西县开国子，以子贵，赠公使持节泾州诸军事泾州刺史，夫人追封太原郡。夫人铭曰：陇上多豪，山西好武，使君贞独，幼不斯取，惟道与徒，与代立矩，善有余庆，风亦变古，不学而能，不行而至，迹有相混，名无自异，出人百年，终始一意，福流于后，神明其事，行正于身，用存元体，厥子嘉绩，中朝缛礼，印（疑为“邙”字）回垄隧，门重旌启，逸人之墓，今同郡邸。

（《太平寰宇记》：牛仙客祖父墓在县西一□涌（渭？）水川西，石阙，有石碑，存题《赠泾州刺史、父赠户部尚书》。）

（《金石录》：泾州刺史牛意碑，开元二十二年张九龄撰，八分书，姓名残缺。）

按《旧唐书·牛仙客传》，仙客代萧嵩为河西节度使判凉州事，历太仆卿殿中监军使如故，与碑文相合，其后仙客入相，封豳国公，赠其父意为礼部尚书，祖会为泾州刺史，事在开元二十五年，故碑书赠官与传不同，惟碑名意仁，而传与《金石录》均单名意，不知其孰是也。

细读以上原文，其中颇令当时编者疑惑的问题是，为什么牛仙客父名在此碑中为“牛意仁”？但是，囿于资料所限，并无终解。

我以为，此碑明显与张九龄所撰碑文有承袭关系。既如此，那就要看那个碑文的写作时间早，撰著者与这个家族的关系如何？而《陇》文（即上引文简称，下同）要简略得多。张九龄与牛仙客为同时代人，关系亦较为密切，故张撰碑文（以下称张文）应比较可靠，而你所提供的碑铭不详作者，也不详时代，所以使用起来务必谨慎一些。另外，《陇》文，我怀疑时代较晚，已不是唐碑。或许唐碑已毁，后人简化张文，又重树碑，我想这是一种可能。

你提供之《墓志铭》文云：“粤以开元六年岁次戊午五月甲午朔九日壬寅，终于秦州官舍，春秋七十有六。呜呼哀哉！即以其年十二月辛卯朔十二日壬寅，葬于鹑觚县城南夷平乡蒲川焉。其地前临碧水，川陆萦纡；后倚洪源，风云出没”。我以为，有些疑点。看得出，该文记述死亡时间十分具体，可是内中“鹑觚县城南夷平乡”等语，亦与《陇右金石录》所云“县西一□涌（因为原印刷看不太清，但我觉得此字“渭”字的可能性大）水川西”相抵牾，因而增加现在辨析的难度。那么是否还有另外的可能：是后人伪托的呢？

简单说，有以下几个疑点：（1）“陇西成纪人也”，这是牛氏地望的一个新的说法，一般为“安定”，或“陇西狄道”，如《隋书·牛弘传》、新旧《唐书·牛僧孺传》等即是如此；（2）牛意仁葬于“夷平乡”，其夫人卒于“夷平里”，则这两个地方是否一处？“里”、“乡”在唐时是何关系，是否可以互换；（3）此碑为牛仙客于开元六年找人为其父母所作，但是，开元时，鹑觚县已更名为灵台，此前也不称鹑觚，而为泾州。鹑觚是秦置县，后几经改称，到南北朝时已不再以之为名，此处关键是要弄清唐代开元时这里称不称“鹑觚”县。不过，仔细审视，这个碑的来源也确乎有一定的根据，但对照以上张、《陇》两文，似乎它是另外一个来源。

其二，牛僧孺撰《昭义军节度使辛公神道碑》，此文见《全唐文》卷682，没有什么问题。辛氏同为安定望族，就像牛仙客母王氏一样，也是安定望族，隋唐时代，望族之间互通婚姻，斯是常规。

拙著《牛弘研究》一书中，多方搜辑牛氏资料，尤以碑拓为主，其间也发现一些线索，但限于此书主旨，有些割舍，同时也觉得资料还不太充分，就放下了，今很高兴与您就此交流。

一曰《（隋）牛谅及妻乔氏墓志》，见《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罗新、叶炜著，中华书局2005年版）。此碑云“君讳谅，字君信，盖陇西人。”其世系为：祖——（牛）遵（魏）——（父）弘璨（齐）”，似乎与牛弘一支关系不大，但牛谅“葬于邙山”，也透露出牛氏向东迁徙的信息。

二曰《（初唐）牛进达碑》与《牛进达墓志铭》，均见《昭陵碑石》一书（张沛编、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另：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亦收）。此碑云“公讳秀，字进达，其先陇西狄道人也，因官而迁于濮。”又《牛进达墓志铭》稍微详细，曰“……其先陇西人，因官而迁，今为濮阳之雷泽人也。”墓志铭上牛进达的世系为：邯（三国）——定（魏）——雙（齐）——汉（隋或唐之清漳令）。所以，仔细申辩，牛进达与牛弘祖上很近，汉时就是一支。

三曰《（武周）牛高墓志》，见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牛高已是武周时期的人了，墓志云“君讳高，字靳举，陇西之贵族，秦、益贰州刺史，因官播迁，今为上党潞城人也。”其世系为：（牛）金（魏）——凤（唐）——愿（县中正）——……“夫人扶风马氏，黎城人也”，显然，牛高一支，或可解释牛弘后人在唐初沉寂后重又复兴的一些原由。牛高属三国魏时牛金之后，那么和牛弘显然是一脉，其中其祖“牛凤”为郡功曹，应引起注意，他与牛僧孺祖“牛凤及”是什么关系？是否一人？而且，这一支“起家”的路线与牛弘一支在北周、隋时极其相似，譬如牛高之父就是“县中正”；再者，其与关陇贵族“扶风马氏”（即碑所言“黎城”，亦即上党一支马氏）开始了结合，名门望族互相结合，在隋唐时期是有规律的，暗示了整个家族的重新崛起。牛僧孺之祖牛凤及就在武周朝中担任春官侍郎，即礼部任职，这个信息我也曾欣喜过，但是资料仍是缺乏，联系不起来。但按网上所搜集的上党一支的资料，似乎应为牛方裕一支的后人，这支应比较尴尬，起先他们是隐姓埋名，十分沉寂，可是最终再以祖先的方式崛起（即遵循牛氏的家学传统，当然，这一次是因为科举入仕）。有论者就认为牛僧孺是牛方裕这一支延续下来的。

……等等，显然，他们均出自陇西，且都是因官而徙（所以我说你的材料“陇西成纪”为一新的说法），这是汉唐士族成长的一般规律。牛氏的方向总体是向东，或许暗示他们强烈地认同“宋微子之后”，作为殷商后裔，武王封建天下，是将商人（包括微子）主体安顿在宋地（即春秋时宋国）的。

当然，要彻底弄清楚牛氏世系，还要做很多工作，我只是提出一点我的见解而已。周绍良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后来还有《续集》，收录“牛氏”多条，我建议你可参考。

另外，张九龄《陇西县郡牛氏像龛碑》（《全唐文》卷291，此碑在为龙门石窟的奉先寺北壁东侧，但碑文残损严重）一文，也提到了牛氏先祖世系，可参考，我的书中也有辨析。譬如其中有“惟夫人姓牛（阙十字）寇牛父厥后有晋将军（阙一字）金金十一（阙十二字）即夫人烈考也”一段，由于碑刻残损厉害，缺字甚多，但关键点还是有。天水赵氏，之母为牛氏，阎文儒先生推测其父为牛休克，姑且不言，不过要注意的是，这里牛休克与牛仙客是否族兄弟的关系，可能性似乎很大。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休克当为僧孺高祖。

我也注意到有关牛氏家族后来的“十八打锅牛”的家族传说，我想是这样：要弄清一个家族尤其是中古时期家族迁徙路径，仅仅依据传统文献或者考古资料，甚至王国维所谓的“二重证据”也会有一定难度，因此不妨引入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这样，传说、家谱等就可以纳入视线之内。但要注意的是，明以后的家谱，可靠性差，这是毋庸置疑的。研究明清徽商历史的学者王振忠先生讲过一件事，就可见一斑，他说：

自明代嘉靖年间起，随着家庙祭祖礼制的改革，庶民建祠祭祖蔚然成风。……前年十月，在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召开的“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该馆曾展出一部《新安潘氏宗谱》（明万历年间刻本），从这部族谱上可以明显看出，徽州大姓潘氏竟将程姓的族谱稍微挖改几处，便堂而皇之地权充起本家的族谱来了。尤为荒唐的是，谱中的先祖像赞部分，竟将程姓谱牒中祖先的头像大部分保留下来，而只将右上方原有的先祖字号、行辈及小传等文字根据需要挖补，移花接木。（王振忠《豆腐老陕、狗、走尽天下有》）

所以，资料的运用需十分谨慎。当然，对文化人类学我还是一个门外汉，尚需努力学习。

最后，先生是否世居太原？如果是，那么据史料可知，唐末，僧孺子牛藂曾避乱于太原,但是为什么要去太原？前人论述不多。今以牛仙客母王氏推知：太原王氏也是隋唐大族，似乎与安定王氏有一定联系，或者就是一家。因为西北边陲，汉唐以来，修习备战，多征“六郡良家子”，其后人又逐渐迁延回先祖故地。你所提供的碑文中，有“太原王氏”即为明证。作为宋微子后人的牛氏也是一样，所以今见河南、晋南牛氏颇多。且牛意夫人故后，碑文追封其为“太原郡夫人”，必事出有因。所以，牛藂当时避难于此，就透露出这个消息。再后来安定牛氏又南下至巴蜀，才有后来牛峤所谓“自云僧孺之后”之语，这一支的路线大致如此。

随信送上拙著《牛弘研究》并电视片《隋牛弘墓石雕之谜》，请批评指正。

又：太原是从前去北京时火车要经过的地方，不过现在都不走那里了，2005年拍摄一部抗战的片子，从太原边经过，一直很遗憾没有进去，感谢您的邀请，有机会一定去。

   祝  夏安

烟霞焦某拜上

       2011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