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居一隅的隋唐牛氏家族，似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然考其事迹、人物以及所居之地域，于隋唐两朝（乃至于延伸至五代），虽非显赫、枢纽，却也并非落寞。
    （一）这个家族的几位重要人物一度在历史的转折处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要言之，其在政治制度、经济财政以及文学艺术的舞台上，所发挥的作用举足轻重，若自西魏数起，这个家族在时间上贯穿长达两三百之久。
    试分别述之：
    有关政治制度：集中表现在制定礼乐、法律等方面，隋朝甫建，开皇三年，时任秘书监的安定鹑觚人牛弘即上表《请开献书之路》，从文献学是意义上讲，“该奏表是历史上第一篇专门论述图书馆理论的文献，对我国古代官府藏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今天学习研究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史的最重要的文献之一。”[1]。进一步说，牛弘的这篇表文，不仅在学术上条分缕析古今图书之变迁，提出著名的图书五厄说，更以文化建设为担当，对统一中华的新朝首先应该重视的事情做了突出的建议，做出极大贡献。有论者指出，牛弘“从总结历史的角度阐明典籍在保存文化、提供经验、维护政权上所具有的巨大作用”[2]。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中，高度评价：“自弘言以后，隋文从其议，搜括天下书，成绩可观。是弘之所言，在历史上有权威矣。”[3]
    有关经济财政：新旧《唐书》皆有《牛仙客传》，言其在地方上与众不同的管理能力，从而引起中央政府以至于皇帝本人的密切关注。我们看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七“财政”一章中的论述：“兹可注意者，为仙客出生及历官之地域并其在官所职掌及功绩数端，质言之，即以西北边隅之土著，致力于其地方之足食足兵之政略，而大显成效，遂特受奖擢，俾执中央政权是也。”[1]牛仙客以地方小吏，而致玄宗问策，以自己在地方积累的一套管理方案，最终一跃而居宰辅之位。
    有关文学艺术：李浩在其《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中指出：“尤当注意者，关中士人除了在传统的诗创作中争奇斗艳外，还在古文、传奇、曲子词的写作中积极尝试，为这几种文体的发展卓有贡献。……反映出关中士人对文学新事物的敏锐，求新纳异，勇于创造，这一趋势在晚唐时期仍在发展。”[2]诚如斯言，中唐时期的牛僧孺，就撰有多卷志怪小说集《玄怪录》，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道：“造传奇之文，荟萃为一集者，在唐代多有，而煊赫莫如牛僧孺之《玄怪录》”。[3]其后，被称为“花间二牛”的晚唐、五代人物牛峤、牛希济，在曲子词方面多有开拓，成为这一时期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
    明胡应麟在谈及唐代文学父子、兄弟、祖孙等的现象时，敏锐地说：“唐著姓若崔、卢、韦、郑之类，赫奕天下，……盖自六朝、元魏时，已成甲族，其盛遂于唐始终。”[4]虽没有直接点到牛氏，但考其家族变迁，其论确是一般情况，透出一个共同规律。
    （二）从地域而论。世人多以长安、洛阳两京以及河东、山东、江南等地作家多言之，一般对此地域相当疏忽。然而无论从军事还是政治层面来说，都关乎社稷之重。毛汉光先生指出：“唐的基业以河东、关中、陇右为主，这个区域亦正是当年宇文氏建立府兵时之辖区，关中本位政策之原始地。唐在这三道的军府数为四百八十九个，占军府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四点四。”[5]
    在学术文化、文学创作上，关西、陇右似乎也缺少著名作家、诗人，可是，我们知道，文学史的研究并非专研于“名家”，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在其唐诗研究名作《初唐诗·序》中说：
    文学史不是“名家”的历史。文学史必须包括名家，但是文学史最重要的作用，在于理解变化中的文学实践，把当时的文学实践作为理解名家的语境。我们不应对一个长达百年的时期进行大刀阔斧的概括，而应该检视较短的时期，作家群体，不同的区域。[1]
    这样的开场白，我以为，不仅是表白一种文学史观，而且也提供了一个研究方法，调整了以往的研究姿态。
    考索牛氏家族所居的这一西北区域，极其重要。洎古言之，斯乃柳宗元尝游之“邠宁”地区，“邠州位于长安西北，距长安仅三百里，为邠宁节度使理所。‘安史之乱’以来，河陇地区不断沦陷于吐蕃、回纥，所以邠宁便成为抵御外侮、屏障关中的边防要冲。”[2]以当代而言，为陕甘结合部，考其历史，又实为关陇集团的关键区域。该区域以对关中腹地及京城长安的拱卫作用而极具军事地理意义，也正因为如此，历史上一些古老的民族交错并居，呈现出多元文化融会的局面，尤以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纠结为显著[3]。实际上，此区域仍可视为“关中”。李浩在对“关中”一词作界定时，曾指出其为一历史地理概念，因而“其他关西、关右、关内、山西等术语指义与关中广狭不一，颇多交叉，歧说纷纭，本书在使用这些术语时，是将其作为关中的替换词，其义与前多界定的关中范畴的二三义略等。”[4]本论文遵循的正是这一原则。
    关中，从战国到秦汉，迄于隋唐，即是文化政治的中心，虽则经魏晋南北朝的频乱，但其地位仍未下降，故而其发挥着主导的地位和力量仍然存在。在中古时期的标志之一，就是士族盘踞，有许多高门大户。并且，这些家族，渊源久远，即以安定牛氏为例。我们看，《晋书·载记第六·石季龙上》的记载：
    镇远王擢表雍、秦二州望族，自东徙以来，遂在戍役之例，即衣冠华胄，宜蒙优免，从之。自是皇甫、胡、梁、韦、杜、牛、辛等十有七姓，蠲其兵贯，一同旧族，随才铨叙，思欲分还桑梓者听之。其非此等，不得为例。[1]
    隋唐时期，皇甫、辛氏、牛氏等大姓仍然在此居住。《隋书·牛弘传》讲到，牛弘死后，依然“归葬安定”。如以陈寅恪先生“吾国中古人士其祖坟住宅及田产皆有连带关系”之论而言，再如毛汉光先生“坟茔所在地，成为今日研究某家族重心的重要标竿”之确断，那么，其家族核心还在这一区域，还没有发生大的迁移。
    故此，在历数其家族贯穿隋唐两朝的诸多人物之后，即令人非重新审视不可。

    课题的选择，其实往往就隐含了自己的研究目的。通过阐发中古时期隋唐牛氏家族之变迁、流动，观察其处于此一时期的“人—地关系”，发掘其在文化制度建设、文学艺术创作上面的成就，具体而言即是：（1）隋唐三大地域文学士族（家族研究）中的一个新例，为中古文学、文化研究提供基本的历史资料；（2）见微知著，探赜索隐，以微观的研究进入，通过研读文本，从而引精博发，在长期以来较少关注的隋代文学的个案研究中做一些拓创工作。
    本课题将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考察，并以之为基本框架构成：
    其一，人地关系或者说陈寅恪先生所揭橥的“地域—家族”研究，是历史演进中的基本关系，本论即以安定牛氏在隋唐两代（含五代时期）三百余年前后贯穿的几位重要人物对对象，同时也对关陇这一地域亦即当代陕甘结合部的关键做了揭示。本文囿于学力，仅拈取牛弘作为研究对象。
    其二，南北文化的差别，即使在一个统一王朝的范围内，其内部也有差异，而通过隋一统中华，渡江入隋的局面中，探讨其之所以如此的制度性的因素，力求阐述，以表现隋代文学所酝酿的内部转机；
    其三，实际上，即使关中一个区域，其内部构成也有差异，陕甘结合部自古以来，就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它在某种程度上、某个时间范围内，经常是胡汉交杂，“关西杂居，种类不一”[1]，具有显著的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汉文化直接相交接的关系；
    其四，士族对文学的推动。一般的，关中士族循由“经学世家到武力强宗”，再由“武力强宗到文学世家”这样一个发展线路，牛氏家族大体也不例外，但其却经历一定的特殊性，中间一度经“改为胡姓，后又恢复的”的过程，从而可反映这一区域的时代特征，并且，比之隋文帝杨氏家族，在其未践祚之前，亦有改胡姓之经历，故而牛氏家族发展之历程上似又在特殊中带有某种共同性。
    自上世纪八、九时年代以来，国内史学、文学界从宗族（家族）史的角度广泛进入士族研究领域，尤其一些个案研究逐渐增多，并成为这一时期文学或史学研究的突出特征。不过，据本人观察，对隋唐牛氏家族的关注和研究暂付阙如。目前，国内外有关此论题的研究，仅有零星之论文，且尚属初涉，系统之论，几乎没有。兹可列者，也屈指可数：
    如梅海燕《对牛弘〈请开献书之路表〉的探讨》（《河南图书馆学刊》2002年第3期）、郭康松《搜访逸籍  制定礼乐——论牛弘的文化贡献》（《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王昭义《牛弘与隋朝的文化制度建设》（《河西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张晓颖《牛弘胡应麟与“图书厄运”的历史探析》（《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等论文，从其发表年限来看，直至2002年以来，始有专题研究。此外，尚有相关论文，但为数不多。不过，查康震《文化整合视野中的诗史进程——论隋代诗歌的文化史意义》及《隋诗的新变与周隋文化的整合》等一系列论文（实际是同一内容不同角度阐发的文章），其中已颇为注意牛弘。
    另外公开出版的论著中，郭预衡先生的三卷本《中国散文史》有关隋代文学一章，专设“牛弘”一节论述，算是颇为详悉，其他各种版本的文学史著作以及相关论题的论著中，亦只点名提及，寥寥数语而已。再以牛氏家族故地、陕甘两省的学者中，可见者仅有西北师范大学赵逵夫先生指导下胡凯伦所作《中古陇右作家及其作品简论》的博士论文，但此著涉及牛氏，也极为简略。
    以上所论题，基本围绕一个环节而展开讨论，要么是论述牛弘对图书事业的发展，要么就是他在礼乐文化建设中的贡献，要么就是其文学上依然为“斫雕为朴”的美学特征。显然，并未整体揭示这个家族或者其核心人物牛弘的基本面貌以及充盈而动态的历史状况。不过，这为本人的选题——牛氏家族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和较大的言语空间。
    本文以隋代关陇政治军事集团之一的陇西牛氏（或安定牛氏）为研究对象，主要以隋代牛弘为中心展开，简要分析、考证牛氏家族的来源及迁徙演进，同时主要论述牛弘在学术、制度、文化建设及文学成就。
在此过程中，关键是要阐明：（1）“士族是这一时期社会文化的结构性因素，一些并不很著名的地方豪族（如牛氏）如何起家？在其绵延百余年的历程中，有什么制度性因素作为保障？”；（2）“有隋一代看似毫无生气的文学（以牛弘诗文创作为例）究竟在内部积蓄什么样的力量而终于在唐代获得突破？”

    刘师培在其开拓性的断代文学著作《中古文学史讲义》中，开列“研究法”一节，其中曰：“故研究一家之文，于本人之外尚须作穷源竟流的功夫。”[1]这为本人亦提供方法论。亦即李浩师所谓“文学、史学的交叉研究”、“宏观与微观的结合研究”诸法，因而本论所采取的技术线路，可概括为：
    在论文写作之前，由于所选议题，涉及者甚少，故一切基础工作须自己进行，首先是资料的归纳与整理，文献先行，从煌煌巨制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中拈取《牛奇章集》一册，以之为底本，参以《隋书》、《北史》及《全上古三代两汉三国南北朝文》之《全隋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之《隋诗》，《乐府诗集》之隋代“郊庙歌辞”“鼓吹歌辞”等等文献中，进行艰苦却有趣的标点、校勘工作，整理出新编订的《牛弘诗文集》。在此基础上，以发生学原理、文史考据法结合来探讨牛氏的源流与发展。同时，再进入文本的细读，进行具体的文学作品研究。
    同时，本文将尝试以不同以往的“语句”来完成撰述，因为在繁杂的历史材料和艰辛的实证、推导、描述过程中，尤以面临已成故纸堆而不期然相遇的文学材料时，我尽力投入，以异样的心情来捕捉古人的心境，或者大而言之，是时代复杂而又充满变幻的情境（在隋尤其如此，仿佛一个幻境的开始，一切都准备好了却倏忽又归于寂灭）。因而，无论对于我的研究，还是我自己学习的经历来说，这都是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