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刘向传》说：“殷汤无葬处，文、武、周公葬于毕···”。

这是汉代人对夏商周三代王陵墓葬的状况的基本描述，这是他们苦觅无踪后发出的千年慨叹！虽然如此，汉代人还是道出了他们那个时代所了解的全部情况：周陵在一个叫“毕”的地方。谨慎的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也只是一笔带过：“所谓周公葬毕，毕在镐东南杜中”，他用了很不确切的“所谓”两字，后代解释他这篇《周本纪》的《正义》援引了唐代《括地志》的话说：“周文王墓在雍州万年县西南28里原上也”，同时还指出了武王墓在同一个地方。

我们说，岂止距离西周约1000多年的汉代，就是春秋时期的孟子，也同样记载过文武王陵墓具体位置。《孟子·离娄下》说：“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此外，包括《逸周书》、《今（及古）本竹书记年》等一些比较可靠的古代文献都曾明确指出，文武王及周公葬于“毕”。

似乎无疑，可以百分之百的确定，但3000年来，周王的陵墓仍是谜一样的深深地掩埋在漠漠黄土之下。无论是古文献说的“毕”，还是考古发掘中似有迹象的“周原黄堆”一带，周代大墓和考古人员依然捉着迷藏，躲而不见。

这一方面和三代或者说早期中原地区的葬俗有关，另外也是因为年代久远，资料散佚、毁亡的结果。

时间的大河无情地冲刷着历史的堤岸，古人的踪迹消失得无影无踪，可后来的人们还是想逆流而上，想象着在水一方的先人的身影。

《礼记·檀弓上第三》中说：“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这就是说，至少在孔子那个时代之前，古人埋葬亡人，是没有在上面加土成堆的，也就是没有像我们后代所见到的那种坟丘或碑石。

先秦时代，一个族群相对稳定地在自己的封地内生活劳动，生于斯长于斯，世代相传，他们对于先人的葬地必定会记忆犹新，那时的人们，并不需要在墓上做特别的标记。据东汉蔡邕考证，那时人们还没有“墓祭”的习惯。到了孔子时代，社会的舞台更为广阔，人们开始“东西南北”奔走，周游列国，所以在《礼记》这本书里，附会地说，从孔子开始，给亡人墓上添加封土，从而演化成为一种新的葬俗形式。在夏商周三代，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其墓葬都“墓而不坟，不封不树”。即便是给亡人墓地盖一间房子或建一座纪念亭之类的东西，还是由于时间的冲刷，一定会了无痕迹的。譬如，假定我们认为现在地下还存在着西周王陵，那么也一定由于战火，毕或周原某地，也早已夷为平地，后人更无从知晓了。

现代考古学的发展，使我们可以在科学的技术支持下，可能找寻到泯灭数千年的三代王公陵墓。考古人员一直在试图揭开这个谜底，可是至今仍一无所获。寥寥的文献中所记载的地方，现在看来，只能是猜测，且语焉不详，我们必须借助于现代的考古发掘。

从今天的国家及省级的帝王陵墓研究课题小组到持之以恒的周原联合考古队，他们在每一次的田野考察中和每一次的遥感探测中，一定充满了某种期待。有意无意间，这个令人激动叫人震惊的地下之谜，快要被千呼万唤地发现了。

考古人员拟制住自己的激动，小心翼翼。“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是他们的工作方式。

2003年底和2004年初，在周公庙遗址的例行勘察中，西周甲骨再次出现在考古人员的视线之中，在一处麦田旁沟渠里，那些隐隐的骨片露出了一角面目。

其实它们也该出现了。它们就在麦田地表的几厘米处，在一排新载植的杨树行下，当地百姓只要把自己的铁锨头稍偏一厘米，它就可出现。

考古人员正是在当地人的描述中，敏感地抓住了这一信息，第一个发现它的人叫史浩善，他是周原考古队的成员之一，高级工程师。这个已被命名为H1灰坑的甲骨坑随即被命名为“浩善坑”，这是中国的考古史上第一次以发现人名字命名的灰坑。

周公庙是始建于唐代的周公旦的祭祠，《诗经》称这个地方为卷阿。“凤凰鸣矣，于彼高岗”。从这个坑里，清理出来了卜甲700余片，其中有刻辞的80片，经初步辨认，有文字350个。

当考古人员看到这几片甲骨上隐约的文字后，他们忽然像抓住了什么更为重大的事情，甲骨上的文字清晰无误几个字，即使没有受过专门古文字训练的人也可辨认出上面的“周公”字样，他们惊住了，他们把目光投向西边不远处的一个山梁。

那上面的盗洞使他们不能再等待。

接下来，大规模的钻探开始了。

5月7日下午，这是古老周原上一个平常的日子，考古人员在这个暂且被称为陡坡的山梁上工作着，眼前，麦田如毯，在午后阳光的照射下，泛着金色的光芒。气温很高，山风吹来，天气也格外的好，云层一朵一朵，温情脉脉，天蓝得令他们心旷神怡，连日来疲劳也一扫而去，脚步显得格外轻快。

一些夯土的痕迹暴露在眼前，这不是墓土这是什么？

考古人员兴奋异常。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周公庙遗址考古队成员雷兴山博士说：“能发现长达6米的墓葬，意味着什么？一般诸侯国君主、王公的墓葬，他的墓室才有五六米长，如果能看到一座墓室长六米的墓，并且根据遗址情况，它是先周或西周时期的，那将是震惊考古界的发现。”

经过钻探，考古队确认了10多座墓葬，其中具四条墓道的更是引起他们的强烈关注。考古人员知道在已发现的西周诸侯如晋侯、应侯、燕侯、卫侯等均未享有四条墓道的，而参考河南安阳殷墟的发现，商代具有四条墓道的大墓应为商王之陵，可是，西周是否如此，仍然是一个谜？

在大墓还没有在正式发掘之前，考古人员无法确定。

工作人员继续进行，有着四个墓道的墓葬陆续浮现出来，而且不止一座。

在墓地东、西、北三面，一道夯土墙的痕迹出现，东面约长700米，北墙300米，西面残墙剩下500米，墙的厚度达到10米，这条令人振奋的夯土墙沿着凤凰山一条宽阔的沟谷蜿蜒伸展，宛如一座城墙，环绕于墓地四周。

考古人员认为，西周都城城墙在丰镐遗址没有发现，虽然周原遗址断断续续发现过，但它们似乎还没有组成一个圆圈围起来。这一重要的不同，立刻引起考古人员的注意，它们无一例外地暗示着这个遗址及墓地必然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它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从甲骨和夯土墙看来，这必然是一群重要的西周时期至少是公侯一级的墓葬，种种迹象表明，这是目前发现的最高级别的西周墓葬群。中国历史绵延不绝，上下五千年，孩童亦可熟记于心。

但遗憾的是我们现在所能知道的中国历史最早的绝对年代，仅仅上推到公元前841年——即那个尽人皆知的共和元年。也就是说，有时间可察、有确切文字记载的历史却才不过三千年。以公元2004年为界，中国历史有确切编年的历史只有2845年，还有2155年，我们都不清楚我们的祖先究竟是在什么时间干了什么事情。

为此，中国的历史学者为此组成浩大的国家级科研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为的就是要征求到我们中国源远流长历史的具体纪年，但上古资料的奇缺及资料的可靠性往往使我们的工作难度加大，目前，工程组也只是将西周年代搞出一个基础的年表。

但这一切，却因为2003年的一次空前的文物出土，使断代工程的成果蒙上一层阴影。

那就是我们本片中眉县杨家村27件近3000多字铭文青铜器的横空出世。因此，人们愈加期待着有王公墓葬的出土，人们总是认为那里面必将掩埋着更为详尽的、犹如一座国家档案库似成堆的资料，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历史就会清晰可见，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武王克商在什么时间出发，使用什么样的战略战术以蕞尔小邦战胜了“大邑商”，周公怎么样“制礼作乐”，开创人类历史上在当时先进的政治文明，中华文化怎么样源源不绝地流淌到今天。

暂时被叫做陡坡的地方，已经被确定为最高级别的西周墓葬群。考古人员按照工作程序，继续深入地调查。他们向当地的老百姓询问这个地方的真实的名称及附近村落的名字。

一个80多岁的老人进入了他们的视线，这个老人对他们的挖掘一无所知，他所记忆的地名也与这些旅游区的人们的叫法相去甚远。在民国时期，老人在这一带曾修过碉堡，他准确地指着他们刚刚勘探过的地方，语出惊人：“那坡叫陵坡，那块就是鬼踏城……”，考古人员再看看他们根据钻探而绘制的平面图，他们发现竟于老人说的地方惊人的一致。

难道在这里，自古以来就流传着什么？暗示了什么？当墓葬群落已经准确无误地被发现后，再听听这里古老的地名，每一个似乎都隐隐的和他们的钻探结果相关，这些名字撞击着考古人员兴奋的内心。隐匿千年的大墓之谜，会解开吗？

                                               2004年5月26日匆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