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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通信:倘徉于生存和存在之间的学术

(2009-04-07 22:04:15)
标签:

学术

生存

存在

上帝

皇帝

文化

吴剑文来信:

先生,

 

钱钟书的学问,是建立在其对于学术的强烈爱好之上的,这种强烈的爱好,使其可以进入其中,宛如走进了一个纯粹的文化世界,在这个文化世界里,钱可以 对文化做一种审美地观察,宛如在高雅的戏院里欣赏戏剧,无论是悲剧如古希腊或莎士比亚者,还是喜剧如莫里哀者,对钱而言,都是一种审美,无论他是把这些当 做灵魂的净化还是移情。对他而言,演戏的又不是他,而是演员,门外有不能欣赏的外行,而他是一个有品位的观众,可以做出有份量的评论和赏析,这些评论与赏 析并不改变什么,与演出无争执。而戏院外的芸芸众生和人生奔波对钱而言只是“俗世”。可是说,钱钟书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在“纯粹”精神的世界里生活。 他不能失去这个高雅的世界,读书对他而言,就是生命的全部意义和全部乐趣,他 的生命,拒绝平庸,所以可以“形”在世而“神”出世。如果钱看到“舞台上的疯狂和俗世的屈辱”,他会因为精神的强大而觉得,这个“世界”的一切无法对其评 判,他在另一个世界仍然是高贵的,是评判者。所以他可以微微一笑了之,笑容里面包含着对于“俗世”的精神超越。

 

而陈寅恪不同,陈寅恪骨子里有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因为后人的滥用我无法为之命名,而用先生的术语则叫做“山海经精神”。陈寅恪做学术恪守“独立之精 神,自由之思想”,其做人则有强烈的“入世精神”,也可以叫做“担当”。他本人就是舞台上的一员,为了给这个世界增加一层高贵,他需要拒绝庸俗的导演和他 们媚俗的剧本。如果陈感受到“舞台上的疯狂和俗世的屈辱”,他因为高贵的东西被如此嘲弄和毁灭而心生悲愤,而身处混乱,其结果除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就只有“离尘去世悬崖撒手”。

 

陈更看重“人”,先人后文;钱更看重“文”,先文后人。在这两个人里面选择谁,就是选择坚守“人文”还是做个“文人”的区别。

 

写到这里,发现还是没能表达清楚心里面想的东西,比拟也不伦,有些东西真难说清楚,更难受的是还容易引起误解。

 

剑文

李劼回信:

剑文,

很有道理。钱在舞台下,陈在舞台上,这个界分非常准确。但问题是,谁也无法真的置舞台于度外。往往是身兼演员和观众两 角。能够超然的是,身在舞台上,而心在舞台下。所谓的出世,其实是一种自我的假设。于是,有了超越或者说超脱。所谓的超然,其实是置自己的处境于度外。从 我内心来说,当我假设自己是观众的时候,我是认同钱钟书的,并且非常喜欢他的聪明。但当我不得不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我却无法获得这种旁观的超然。我最不以 为然的,是世人拿钱钟书做文化玩票的借口。虽然玩票也是一种自由。纯粹的观众,其实是不存在的。释迦弁尼尚且不得不面对俗世,更何况其他人。

但也确实可以选择纯粹意义上的学术。需要指出的是,钱钟书所欣赏的那个学术世 界,其实并不如何高雅。有类于李渔的闲情偶寄。要说高雅,穷愁潦倒的荷尔德林确实高雅。倘若读过荷尔德林的高雅,对于钱钟书的世界,就会有了比较。这也是我为什么要重写中国文化史的原因所在。

在中国文化史上,老、庄、墨、名诸子是高雅的。自姬昌到孔孟以降的儒生,除了汉末的陈藩一流,鲜有高雅者。韩非之流更不用说了。而这样的区别,钱钟书是茫然的。

对了,可以把彼此的讨论,贴到我的博客上去么?

李劼

吴剑文回复:

先生,
 
可以。权作抛砖引玉,也许可以引出更多的想法。
 
张远山在闲聊的时候说过一个观点:西方的瓶颈是“上帝”,我们的瓶颈是“皇帝”;西方的瓶颈,导致真谛失措;我们的瓶颈,导致俗谛失措。
 
俗谛失措的表现就是处世方式的难以选择。钱钟书的“默存”,反证了皇帝之于他的存在以及他面对皇帝的生存选择,否则何必默存?钱钟书知道什么是 “皇帝的逆鳞”,他的为人与学问从不触及“逆鳞”,从而使他的学问天然带有一层牢笼,无法超越俗世。牢笼里固然可以有“游刃有余”的精彩表演,但却失去了 忘情江海的自由。这是钱钟书学问的瓶颈,由于大多数人都在牢笼中,“游刃有余”的“原地芭蕾”表演自然精彩得让人瞠目结舌。而陈寅恪至科学院的答复就是为 了恪守“精神的独立自由”而“触逆鳞”的表现,陈寅恪要突破瓶颈,摆脱来自权力的思想政治上的束缚。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里所言“三纲六纪”的 意思,并非儒生的忠君迂见,而是如康德著《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将“上帝宗教”扬弃为“道德宗教”,从而脱离“上帝”而吸取“上帝”观念的正面价值, 这是学术内部自我渐进从而避免暴力革命(武器批判)的可能,陈寅恪也是将帝制的基础“三纲六纪”扬弃为“抽象理想”,从而使“纲纪”可以脱离“皇帝”而存 在,这就使中国学术理论上摆脱“皇帝”瓶颈成为可能。“上帝”可以不名为“上帝”,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但上帝的正面影响仍然在人们心中;“皇帝”可以 不名为“皇帝”,1911年帝制终结,但可惜的是“皇帝”并未见得就在人们的心里消失。钱钟书默存的同时默认了“皇帝”的存在,陈寅恪恪守“独立之精神自 由之思想”,使学者的精神不以“皇帝”为转移。钱钟书的著作每一部都是牢笼中的学术芭蕾;陈寅恪的文章每一篇都沐浴着自由的光辉。
 
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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