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左传正义篇，襄公二十七年，《吕氏春秋》有曰：古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察兵之微：在心而未发，兵也；疾视，兵也；作色，兵也；援推，兵也；连反，兵也；侈斗，兵也；三军攻战，兵也……今世之以偃兵疾说者，终身用兵而不自知，悖！钱氏评曰：直指本源，洞窥徼眇。

钱氏又引《韩非子.五蟗》：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力气。钱氏赞曰：韩子真能“察兵之微”者！

钱氏在后来的增补段落中感叹：今日西方之强，每假“保卫人权”以攻心之机括，正“竞于道德”之例耳。

钱氏最后总结：曩日言心理者，莫不以争斗列为本能之一。吾国先秦诸子早省杀机之伏于寻常言动矣。

《管锥编》此节，有点让人跌破眼镜。有关钱氏，争议良多。然有一评判，几成定论：钱钟书乃纯粹之学人。本人虽时有微词，但也不曾怀疑钱氏学问的纯粹。从不料想，钱氏持韩子之说谈兵论世。盛赞韩非子“上古、中世与当今，三者一以贯之。”“可谓知兵之微矣。”难怪与夏志清谈论《道德经》时，夏先生脱口而出，老子就是韩非子。钱夏所见略同。钱钟书不以孔孟为意，却以韩子为崇。难怪钱氏不分权变、权宜、权谋之异。

这么看来，钱钟书并非全然是屈居京城，内心深处，或许真心服膺毛氏斗争哲学。要说以兵道处世，韩子不过纸上谈兵，岂能及得上毛氏的“与人斗，其乐无穷？”

从韩非子引述的姬昌和句践二例（参见拙著《中国文化冷风景》第三章）可见，韩非子读懂了姬昌的权谋，并且坦然引说，不像孔孟之流刻意掩饰。然而，韩非子能读懂箕子，老子么？从韩非子的《解老》、《喻老》来看，他于内心的体悟是相当茫然的。韩非子专攻人间的诡计，美其名曰：当世争于力气。于自然，于神明，或者说于纯粹的精神世界，韩非子全然一个白痴。

没有内心体悟的修为，又岂能读懂上古的先贤？先贤之贤，在于不争。一如老子《道德经》所言。仅此一点，便可察知，韩非子无法读懂老子，当然也同样无法读懂先贤的不争。可见，韩非子所谓上古竞于道德，乃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再说，有关上古的道德，是后人，比如孔孟之流，对上古先贤的读解。道可道，非常道。同样道理，有德之人，毋需言德。

钱氏论说西方以人权为攻略，与韩非子解读上古先贤略同。西方政府确实把人权列入政治角逐之策，但这与罗斯福总统所申张的人权四大自由，不可等同。政客往往将人权当作政治筹码，但四大自由却为世人所公认，也是普世之共识。这应该是人类的底线，无论什么政府都不能越过。而西方政府之所以将此列入政治攻略，也就因为那些政府是民选的，不得不以此取悦于民，取信于民。民选政府的言行举止，都在民众的监督之下。政府说什么做什么，都得看民众的脸色。民众所认同的人权诸说，民选政府岂敢遑顾？饱学如钱钟书者，难道连这样的常识都不知道？

将人世间的一切言行，全部列入谋略，这是韩非子的偏见，也是毛氏斗争哲学的核心所在。

在专制的高压底下，钱氏不得不苟活，不得不忍辱负重，不得不踡缩一隅如司马迁作史一般撰写管锥之编，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令人同情的。但如此激赏韩子之谋略，如此认同斗争哲学，如此理解西方的人权，却是钱氏之迷失。由此可见，内心的体悟也罢，修为也罢，都不是可有可无的。

在一个崇尚权谋的国度，天真愈发显得不可或缺。在这样的国度，生命的修为不在于如何世故，如何人情练达，而在于脸上还有没有天真的笑容。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赤子之心不可无。一旦丧失了赤子之心，又如何能够获得纯粹。钱钟书是个纯粹的学者一说，存疑。至少读过这一节之后，很难相信其纯粹性。

所以我曾说，同样的认同庄子，钱钟书和施蛰存不一样。施存蛰不认同谋略可以贯穿于每时每刻的日常生活。什么都成了兵道，岂不太阴狠了一点？正因如此，当钱钟书出言伤害天真烂漫的诗人王辛笛时，施蛰存很不高兴。几十年过去，依然耿耿于怀。

200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