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负有很大责任，尤其是陈独秀不无鲁莽地将这种主义演化成政治运动，一如孙中山的引进列宁主义十月革命，打开了中国式的潘朵拉之盒。或许是本能地感觉到历史走向的不祥，胡适一面提倡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一面清醒明智地从叫喊打倒孔家店的激进，转向了讲求实证的整理国故。面对作为传统意识形态的孔孟之道，胡适并不想扮演一个打倒者和推翻者。因为胡适明白，传统的意识形态，并不是想打倒就打倒、想推翻就推翻的。胡适在日记中曾经如此反省：“从前我们以为整理旧书的事，可以让第二、三流学者去做。至今我们晓得这话错了。二千年来，多少第一流的学者毕生做此事，还没有好成绩；二千年的‘传说’（Tradition）的斤两，何止二千斤重！不是大力汉，何如推得翻？何如打得倒？”若就其留美时接受的自由主义理念而言，胡适很难在精神上完全认同孔儒学说；但就其自幼所受的私塾教育以及个性和气质而言，胡适骨子里又恰恰是个相当传统的儒生；其情形一如其坦承：“由于我个人的历史观念很重，我可以说我经常是一位很保守的人，结果却做出许多激进的事。”且不说这样的矛盾如何体现在其著述、尤其是《中国哲学史大纲》里，即便是

说中国历史上没有民主政治传统，当属无知。中国上古时代曾经有过不下于古希腊雅典时代的民主政治，其基本规范和运行方式，记载于《尚书》中的《洪范九畴》篇。周武王打下商朝的首都朝歌之后，去向商朝的贤达箕子请教治国之道，箕子就对周武王讲了商朝所承继的政治传统。一个胜利的君主缘何请教战败国的贤达？没见到周公姬旦有过什么回答。后来的孔子，更是无从解说。而又由于周公和孔子的讳莫如深，如此重要的历史细节，就被悄无声息地淹没了。这段历史一直没有被说清楚过，即便在司马迁的《史记》里，也含混得可以。后来的文化人写历史，从孔子写起；后来的历史学家写中国历史，把姬氏家族建立的中央集权专制当作亘古不变的历史传统；仿佛中国从来就是集权和专制的，仿佛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民主政治的传统。

从箕子所讲说的《洪范九畴》中，人们可以发现，中国是有过民主政治传统的。只不过，中国的民主政治传统与西方的民主政治理念，有一个很重大的区别：西方的民主政治理念，建立在对当政者的不信任之上，从而以对权力的制衡和监督，防止当政者走向专制和独裁；中国上古时代的民主政治理念刚好相反，是建立在对当政者的人格和能力的绝对信任之上的。政治

仅仅为了寄出一封带有收据回执的信件，在纽约曼哈顿上城的一个邮局里，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然而，却在无意之间，得到一个饶有意趣的自省。

 

必须承认，并非耐心之人。更何况当时的情境提供了不耐心的理由。四、五十个寄信者排着长长的队伍，而邮局却只开出一个业务窗口。这个唯一的业务员，还时不时地离开；也许是寻找什么东西，也许是上洗手间。从窗口看入，里面还有一个业务员在接待取物；另有一个矮矮胖胖的西裔女业务员，像一条胖头鱼似的，在窗口后面缓缓游弋。

 

站了十多分钟之后，开始有些不耐烦了。一股无名的焦灼，不知不

同学聚会，自从毕业后，好多同学都混得有模有样，我却默默无闻，在一家工厂当制图员，每月和丈夫一起靠着不多的收入共同撑着这个家。我本不打算去，可禁不起同学们的一片盛情，只好答应。丈夫正在帮儿子复习功课，儿子就要上初中了，为了上一所好中学，这段时间丈夫没少操心，东奔西走，至今还没着落呢。看了儿子一眼，我走出了家门。

天安酒店是高级酒店，我走进包房的时候，同学们都已到齐。还没坐稳，一张张名片就飞了过来，一看一个个不是总经理就是带长的，就连以前成绩总是甩尾的阿辉也当上了派出所所长。望着服务小姐端上眼花缭乱的菜肴，我真感叹自己孤陋寡闻，光这一桌就足以抵我三个月的收入了。阿辉像宴席的主人一样不停地招呼大家吃，不时地为这个斟酒、为那个夹菜，嘴里还说：'只管吃，算我的。'大伙也没任何拘束，一轮接一轮地交杯把盏、海阔天空地闲聊。

酒足饭饱之后，天色已不早，此次聚会该结束了。可究竟谁埋单，我看大伙好像都没有要慷慨解囊的意思。这时候阿辉掏出手机，按了一串号码，然后说：'小李，今晚所里扫黄抓到人没有？哦！刚抓到———好！好！随便送一个到天安酒店来给我埋单。'说完，他得意地把手机放进

博主按语：看到如此匿名跟贴：“李劼这个贱种 写文章学学人季羡林好不好 季老先生死了 你看连那么多老百姓网友都纪念的 什么叫民众的爱戴！”恰好看到一篇文章，转贴在此，权作回答。


 2009年7月11日，98岁的季羡林，在专门为党国要人送终的301医院康复楼病房去世，继费孝通、巴金等人之后，又一座锈迹斑斑的文化机器终于停摆。
    
    据报道，本年2月，季羡林的《病榻杂记》公开发行。在书中，季羡林第一次廓清了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但是，党国喉舌新华社并没有尊重死者的遗愿，而是公然把'我国著名学者、国学大师、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之类的头衔强行加在了死者身上。一些自称是季羡林弟子或学生的著名或并不著名人士，更是借着大出殡的机会，争先恐后地炫耀着自己并不

按语：

这是发表在燕谈网上的二篇有关周作人章节的文字，都是对燕谈跟贴的回应，在此与众分享。倘若能够因此更加清晰地读解周作人之人之文，自当令人欣慰。

一、无可奈何还是无言以对
――有关周作人评说点滴


诸位好。补完此节，跟大家作点交流。由于习惯了自言自语，已经不太知道如何跟人对话。不是担心树敌，而是害怕不小心伤到了朋友。即便说不懂对话，也会被人误解为不把他人当回事。所以更加惶然。

先说几句看了跟贴的感想。童志刚君人如其名，虽观点不同，但品性耿直，理当尊重。名志刚，又跟童姓相联，一般都很性情。一笑。邹锋君无疑是个明白人，是个不说也明白之人。与邹君共勉的是，学会向对方学习。千言万语也罢，寥寥数语也罢以，总有一句是有道理的。哪怕对方观点再不可取，至少坚持己见，不人云亦云，不耍滑头，不随众起哄，是应该尊重的。任何思考，只要是自己的自由的思考，都是有意味的。中国人饱受斗争哲学之苦之毒害，已经习惯于把争论理解为战胜或者消灭；殊不知，争论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丰富。庄子跟人争论起来，有时也很认真。但仔细品味一下，你可以发现，庄子被对手不

作者按语：此章终于跟大家见面了。倘若有人读了说，这才是李劼文章的真相，区区惟有微笑。

周作人：横遭历史掩埋的悲悯情怀

在新文化运动四巨之中，周作人处世最低调，文章最平和，但表达的人文思想最深刻，抵达的审美境界最高远。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周作人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成名作《人的文学》，出手不凡，高屋建瓴。此文是继陈独秀《敬告青年》之后又一个历史性的人文宣言，并且，其文化视野比《敬告青年》更开阔；其表述的自由精神和人道主义思想，对于白话文学运动具有灵魂意义上的经典意味，倘若可以把《文学改良刍议》看作躯壳建构、把《文学革命论》看作是造势的话。

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聚焦于文学之于社会改造的功能，“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周作人之《人的文学》，直接进入到对人本身的关怀上：“我们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这种关怀的一个鲜明特征，便是对妇女儿童的关切。倘若说，妇女解放是衡量社会解放的天然标尺，那么对妇女儿童的关注与否，可以见出文学和文学家的人文取向。周作人慧眼独具地将十九世纪西方的发现妇女儿童，与文艺复兴、宗教改

按语：有关鲁迅一文，跟贴甚多。无法一一回应，权且代之以在燕谈上的回答，与读者交流。

致燕谈网友

有关鲁文的跟贴，大都看了。谢谢大家的热情。不管说什么意见，一律谢过。在下不是没有与众讨论的习惯，而是实在抽不出时间和精力与大家分享。本来是在读书思考，写作《冷风景》的，突然有个稿约，结果一写就又写成了一部书稿。至今尚未完成。刚刚结束鲁迅这一节，旋即准备下一节有关周作人。整个儿一个西绪弗斯，不停地推石上山。

 

 

《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演变和文化沧桑》选载之二

一场新文化运动，人物精彩纷呈，然真正具有领袖素质并且成为领袖人物的，惟陈独秀、胡适之而已。陈独秀的《敬告青年》一文，有如思想解放宣言；胡适之的《文学改良刍议》，宣告了一场语言革命。这两位挚友，既是《新青年》的中流砥柱，又是北大人文传统的奠基者，彼此共同开拓了华夏民族的现代汉语文化，联手开辟了一个全新的人文时代。

陈独秀和胡适之虽为安徽同乡，但彼此个性迥异，学历有别，出身不同，观点也时常相左；彼此有过非常激烈的争论，并且各自选择了截然不同的人生；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并没有影响他们成为终身挚友。究其原因，有胡适之致陈独秀的信为证：
“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我们脑子背后多少还有点容忍异己的态度。……如果连这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反而要成仇敌了。”

年长胡适之十二岁的陈独秀，一生数度入狱，最早是作为反袁义士，然后作为激进的文化领袖，接着又因为从事共产党的革命活动，最后成为共产党的首席被告。胡适虽然不认同陈独秀的政治立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