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秋季，波士顿大学的传播学院购进了备受争议的著名意大利记者法拉希﹝Oriana Fallaci﹞的全套名人访问录音带，作为塑造我们这批学徒记者的教辅材料。

当年香港式的名人访问，主持人总是以无知自居，用请教的的口吻，抬捧受访者，而且处处为受访者打圆场，诚恐使场面难堪。这样的访问立场，出现在消闲节目，除降低了娱乐性外无关痛痒，但若是时事访问，则涉新闻原则了。

后来80、90年代香港消闲节目里的访谈是越来越生鬼、搞笑甚至贱，虽然最终依然是无关痛痒，而面对政要、富豪或公众人物的时事访问，则一种是名嘴做秀，全是主见而不是诱导受访者说出事实，另一种只是给政要富豪公众人物一个公关机会发表一面之辞，记者做了「托儿」，谓之「识做」。

法拉希的录音带告诉了我，原来访问是可以这样弄的，首先是要做足功课，知己知彼，意志要坚定，软硬兼施、随机应变，誓要问出真相，不怕得罪人；她可以使基辛格解除戒备，把藏在心里不能说的那句话也给套出来 -- 「有时候我视自己为一个牛仔……」。

不过，法拉希虽是明星级记者，我当时却没有以她为学习榜样，心想：哪有机会去访问这么多国际政要、名人？

我以为我想成为另一种记者……

1974年是美国新闻学院的好年，水门事件使记者成为全国英雄，而部份后嬉皮的反文化人，重入社会，亦选读了新闻，虽然新闻系毕业生的市场展望是各行中最差的，新闻学院却满额。据说一两年后，自恋时代年青人更趋现实，新闻学院已好景不再。

我在学院里学习各种新闻类型。电视新闻能接触到最多人，晚间新闻主播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被美国人认为是全国最可信的人。如果我醉心的是电视新闻，那时候引为榜样的会是「60分钟」的拉瑟﹝Dan Rather，座右铭是「永不要被那些混蛋吓怕」﹞，不过，我当时相信写作，要做文字记者。

一个浪漫的想法是去当通讯社或大报社的海外特派员，像我那时候学新闻的基本教授沈承怡博士，他是抗战后中央社派去战败国日本的第一批四个记者之一。只是就算在1974年，海外特派员这特殊行业能吸纳的人实在太少了。

较现实的做法是去地方报社。美国文字新闻的「既制」，即东岸大城市的日报，皆奉事实为唯一的神，绘影绘声的「黄色新闻」对多数大报来说已是历史名词，稍有自尊的报人皆膜拜事实及只有事实。这里插一个法拉希的主张，她说她从来不客观，只知道公平与准确。

许多大报，除了泛泛报导外，偶然也会刊登一些深入调查报告﹝investigative reporting﹞，或揭露腐败和社会黑幕的「耙污」﹝muckraking﹞、揭秘﹝expose﹞报导。

这些名词本身已吸引我了，待回到光怪陆离的香港，岂不合用？我不知天高地厚的说：我要做写深入调查报告的记者！

沈承怡教授听到像我这样的学生整天把深入调查报告挂在口边，就说了一句话：「所有新闻报导都该是深入调查报告」﹝all reporting should be investigative﹞。

这句话为我以后的新闻工作竖立了一个几乎不可能达到的标准，我永远的心有余力不足，并注定了无法适应连政府新闻处通稿也照登不误的当时的香港日报。

我回香港后在一份叫星报的英文小报当了九个月记者，除了体育和娱乐外，做遍了各种报导，包括商品发布会的软文报导和替广告客户写的公关膳稿！小报重视的是抢独家新闻，所谓scoop，平常的日子就尽量把突发新闻煽情化，却没有资源给记者慢工做深入调查。我后来写过几篇算有点深入调查味的报导，但那都是我离开报社之后的事。

在波士顿的时候有一个教授善意的打击我们：想当记者，来新闻学院干嘛，何不直接去报社当学徒？

我在报社的9个月，所学到的及所接触的，不少于在学校学的。报社是记者的最佳训练所，只是积恶习的报社，则可以把人带坏。新闻学院应有的好处，是让你看到，最优秀的新闻工作该是什么模样，有了这个经验后，处于等而下之的现实里或许还能记住底线所在。新闻学院真正让学生终身受用的，不是技术训练，是人格培养。

﹝原载《万象》、《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明报》世纪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