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香港人稠租金贵，薄利的民间小书店要上楼，开在阁楼、二楼、更上层楼。

  在网络书店出现之前，我猜想，每个香港读书人都曾有过一家助他启蒙的书店，而在启蒙以后的日子里，则还需要一家长期解渴济饥的吊命书店，否则读书人在香港的日子太难过了。这点，被宠坏的台北读书人不一定能体会到。

我的启蒙书店是开在尖沙咀某商住大厦五楼的文艺书屋，吊我命的是湾仔某二楼的曙光英文书店。

不算早也不太晚，我踏进了对的地方，当年文艺书屋小小的房间内，陈列着整个大中华当代文化的亮点，包括文星丛刊、李敖、柏杨、余光中、张爱玲、于梨华、白先勇、聂华苓、刘绍铭、王文兴、欧阳子、叶维廉、王尚义、席德进、司马中原、梁实秋、林语堂、林海音、何秀煌、殷海光等等。在传奇的60年代，中文精英文化最有创作力的地方竟然是政治仍然高压的台北，当时香港在这方面是要仰望台北进口的。而在60、70年代交接的几年，文艺书屋就像是台北非官方精英文化在香港的窗口。几年后，台湾的出版业更蓬勃，但对香港读书人的启蒙效应却不如当年了，时势使然。

早期我每次都带着朝圣的心情上文艺书屋，我认为我在文艺书屋里面找到的教育，不次于几年后在哈佛书店。大一那年我买了殷海光的《中国文化的展望》，自己也惊讶怎么会买这样的书，而且是很不精致的硬皮本，那惊讶度仅次于同年圣诞节去台北旅行，一回神发觉自己竟买了盗印的李约瑟《中国科技史》，五巨册，还要抬回香港。我偶然会做不按牌理出牌的事：意识还没到，就先出了手。

后来我进了文化圈，自然知道文艺书屋的老板是王敬羲，爱奥华大学文学硕士，之前是台师大的香港侨生，我72年还读过他的小说《康同的归来》，以当时幻想留学的情怀觉得挺好看。王敬羲曾负责过香港版的《纯文学》杂志 -- 这刊名真够camp，后出版著名的《南北极》杂志一直到80年代。但是，港台两地书业似跟他早就不往来了，书店里的大部份台湾书，版权页都写着是文艺书屋出版，或文艺书屋总代理，多年后我再访，里面来来去去主要还是早期那一批书，好像时间停顿。

文艺书屋完成了历史任务，不再是我的解渴济饥书店，70年代中香港已有多家小型中文书店超越了它，包括我也有参与的一山书屋。我的问题在英文书。

香港有三家老牌的正规英文书店：中环德辅道的图书中心、尖沙咀乐道的辰冲书局和海运大厦的图书中心﹝后者已不存在﹞，都不错，跟英美的主流书店大致同步，是我在香港生活的固定访点，只是，我对非小说特别是某类人文社科书的偏食，不是它们能满足的，但像我这样的人不会太多，不可能有一家像旧金山城市之光这类书店来专门满足我们。不可能？偏偏就有个马国明，开了家曙光图书公司，专卖这类英文书，而且挑选之精准永远超过我的期待。

自从曙光和青文书店分用一个二楼单位，它就长期纳入我的生活地图里，让我知道郁闷的时候有个地方可去，吊住我这样在香港的英文读书人的命。我长期观察的结论是，曙光在哲学与社科英文书方面的质与量，犹胜于台北诚品书店的旗舰店，而近十年两者的书种又皆胜过旧金山城市之光书店地下室提供的非小说选择。这是了不起的成就，特别对小规模的曙光来说，点点滴滴都是心血工夫。

真是一个人可以让世界 -- 至少是我的生活世界 -- 不一样，没有马国明这样的一个人，香港压根儿自始不会有这类书店，曙光能够出现在香港，坚持存活多年，不大不小是奇迹，也是多元香港的光荣见证。

现在马国明退了，而我们都习惯了到网上购英文书，不靠曙光吊命，但读书人还得逛书店，大的小的、地面的楼上的、主流的另类的，多一家总比少一家好。

﹝原载《万象》、《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明报》世纪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