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作家的年轻人 -- 假设现在还有这样的年轻人 -- 看到我大可松口气：如果连我也算是作家，那么任何年轻人都可以成为作家。

 我年轻时候没有一样东西可以供大家学习，故此应是激励大家的好榜样，说明人生是出人意表的。

 我在香港上的是英文中学，即是用英文授课的那种学校，除了 -- 中文中史课。一位中文中史课的老师调侃我们说：你们这些学生，中文不好，就说自己上的是英文学校，英文也不好，就说自己是中国人。

 我就是其中一个中文不好、英文也不好的正常学生。

 可是，我还真有看课外中文书 -- 武侠小说，以金庸为主体，旁及梁羽生和一份叫《武侠世界》的香港武侠小说月刊，并从后者延伸阅读到倪匡的现代版武侠小说如《女黑侠木兰花》。

 从来，只听说有同代人因沉迷武侠小说而捱父母的骂，武侠小说在家中的地位如今天的电子游戏，年轻人想象力再好也没想到说自己看武侠小说是为了练习中文，正如今天电子青年不会说打机是为了锻炼姆指。我父母虽不曾阻拦我看「类型小说」，我却直觉的知道这玩意是属于「有罪的乐趣」，从不敢张扬，因为天地良心我可知道自已追读武侠小说不是为了学中文。

 多年后，我在加拿大上中学的儿子说他看完了第一本中文小说 -- 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我情不自禁说：感谢武侠小说、感谢金庸。时代真的变了。

 话说上世纪60年代我念中学的时候，香港有数以百计的「文社」。既自称文社，社员看的大概不止是金庸倪匡，说不定还读 -- 文学？这我可要抱怨了，文社中人今天侃侃而谈当年如何遍地开花，怎么我就没遇上过一家文社，也没有一个社员来勾引我，白让文学和我擦肩而过，害得我现在每踫到大陆作家，听他们谈起中学时期看这本那本俄罗斯小说，只能回应说我在看港台两地的武侠小说。

 只有当我听到大陆知识女性说《安娜·卡列妮娜》如何害她们浪费青春为了等待伟大爱情的来临，我才想起香港同代女人真幸运，因为她们只看了亦舒。

 我的使小坏报复方法，是找机会说1971年我就看了张爱玲主要的短篇小说，大陆朋友一算，那他们还在文革呢！其实到我这一代香港人台湾人，看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更不用说白先勇余光中金庸琼瑶，远比同代大陆人早。

 大学一年级期间，我在文艺书屋接触到「文学」，也写了几首诗和短篇小说，发表在学生刊物上，基本上是在模仿白先勇和余光中。你以为我真想当作家？不是，是想吸引女生的目光，谁知这一招在当年崇尚英文的香港大学是不灵的。这里我又可以做反面教材了，我很快忘了文学，二年级后不再用中文写作，心思花在运动场、舞会、话剧、社会理论、政治哲学、电影、电影、电影。

 到这里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我是个好案例，现在任何想当作家的年轻人的文学条件都比我当年强，谁也不该再有心理障碍了。

 以下的一段已经没有多大普遍意义，算是我个人的历程。大学毕业去了美国短暂留学，回来后在英文小报任职，觉得终于可以用简单英文来写作了：浅白短句，删去多余的字，力求紧凑，少踫形容词，杀死助动词，把心思放在挑选准确的名词动词和偶然来一下的警句，像海明威、雷蒙·卡佛…… 可能只是像写类型小说的雷蒙·钱德勒、达许·汉密特……可能都谈不上，但确可以雕塑出一篇篇的文章。

用同样的纪律去写中文又如何？我没把握，但想试一试。可以说，因为开动了英文写作，我才想到写中文。大概也在那个时期，中文系毕业的大学同学陈绍棠推介我去看沈启旡编辑的《近代散文抄》，受周作人和俞平伯所写的序和跋里的弦外之音鼓舞，深幸赶上王纲解纽、人心不古的颓废好年代，在谁都管不了谁的香港，放胆写吧、「老老实实说自已的话」﹝俞平伯语﹞吧。1976年，我重新试着用中文写作。